慕尼黑一片肃穆，风像刀子一样刮到人的心里，往事像电影镜头一样惨淡地回放，那不忍回首的一幕幕，扰乱着心房，一阵阵剧痛。
40年前的昨天，参加慕尼黑奥运会的11名以色列代表团成员惨遭“黑色九月”组织杀害，“慕尼黑惨案”震惊世界。40年过后，大约600人来到了位于慕尼黑西部的菲尔斯滕费尔德布鲁克军用机场，在一座1999年9月5日落成的纪念碑前，缅怀在这起人质事件中遇难的以色列代表团成员。
历史时刻
欢乐背后隐藏巨大危机
1972年奥运会的申办竞争十分激烈。作为希特勒发迹的地方，慕尼黑很容易让人想起曾经的那段黑暗。但慕尼黑最终还是赢得了举办权。据说，国际奥委会(微博)当时之所以这么做，就是觉得这更能显示奥林匹克精神倡导的“和平友谊”。
8月26日，第20届奥运会在前西德城市慕尼黑召开，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的7173名选手参加了共195个小项的赛事，这是当时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一届奥运会，人们盛赞这是一次“和平欢乐的盛会”。以色列也派了一个到当年为止最大的代表团，尽管有些人身上还有在德国纳粹集中营留下的肉体和精神的伤痕，但他们对参加这届奥运会显得兴致勃勃。
奥运会前10天，人们沉浸在奥运会的祥和与欢乐之中。然而，在这场和平盛会的背后，却有巨大的隐忧：有关决策官员为满足购买先进体育器材的巨大投资需要，缩减了警卫人员和安全设施的开支。对于呕心沥血主办这届奥运会的西德官员来说，他们希望这次运动会能让世人相信，西德已恢复了一个文明国家的形象，人们应抹去二战和希特勒时代1936年柏林奥运会所留下的阴影。西德的边防人员和重要的运输站口都普遍放松了对进出人员的检查，这给了恐怖分子一个可乘之机。
恐怖分子曾参与修建奥运村
9月5日凌晨约4时，8条身影迅速地逼近奥运村，他们都穿着运动服，鼓鼓囊囊的运动背包内塞着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和手榴弹，仅仅1.8米高的栅栏，在他们看来形同虚设。他们是巴勒斯坦人，隶属于名为“黑色九月”的恐怖组织，他们的目标是以色列选手居住的31号建筑物。
奥运村的保安并没有把这些翻越铁丝网的“运动员”当回事，因为常常有人这样做。奥运村内没有摄像机、探测器，也没有路障，保安甚至没有配备武器！恐怖分子事前也做了周密准备：一名恐怖分子曾在建设奥运村时当过建筑工，对奥运村了如指掌，另一人事发前一天还潜入了奥运村，详细侦察了以色列运动员居住的楼层。
恐怖分子拿着枪来到31号楼，人们发出恐惧的叫声，一些以色列人从房间的后门或窗子仓皇奔出，他们侥幸逃离了这场劫难，但剩下的人被迫与全副武装的恐怖分子展开搏斗。摔跤教练莫什·温伯格被一枪击中脸部，举重教练约瑟夫·罗曼和一名恐怖分子争抢一把手枪，但被其同伴射杀。25分钟后，恐怖分子扣押了另外9名运动员做人质。
彻底失败的营救行动
恐怖事件通过当时最先进的人造通信卫星迅速传遍了世界，国际奥委会和慕尼黑奥组委发表联合公告，宣布从9月5日下午起暂停全部比赛。没有人再关心奥运会，无数人都在关注这一借奥运会制造出的政治事件。
“黑色九月”组织要求释放被关押在以色列的234名囚徒和西德监狱中的两名囚犯。前西德政府表示可以同意他们的要求，双方在前西德一个空军基地进行谈判。
当恐怖分子走过柏油碎石铺成的停机坪时，不想就此丢掉脸面的前西德政府试图挽回其政治影响，决心在机场解决问题。恐怖分子准备押着人质登上一架波音727飞机，但飞机上的警察突然离岗，只留下5名狙击手应对恐怖分子。这些非专业狙击手向恐怖分子开枪，却没有击中目标。
“黑色九月”头目惊觉是个骗局，开始还击。后来，西德的援兵赶来。一个士兵的枪莫名其妙走火伤了自己人，恐怖分子听到枪声，打死所在直升机上的4名人质，另一人引爆了手榴弹，直升机起火。另一架直升机上也响起了枪声，里面的5名以色列人全部遇难。
这场历时21个小时的事件，最终以营救计划的破产而告终，9名以色列运动员全部遇难，5名恐怖分子和1名西德警察在冲突中丧生。3名生还的恐怖分子被捕，随后被西德警方释放，作为一架被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劫持的汉莎航空客机的交换条件。
亲历之音
那是最黑暗的一天
安基·斯皮策是40年前被杀害的击剑教练安德烈·斯皮策的遗孀，她在纪念仪式上说：“那一天，对于被害者家属和有幸活下来的代表团其他成员来说都是最黑暗的一天。”她同时对前西德方面的营救工作表达了愤怒，称安保人员“原本可以拯救这些生命”。
亲历此事件的以色列短跑女运动员罗特·沙查莫洛夫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永远会记得那恐怖的一天。我们看到西德警方和恐怖分子沟通，那些人威胁说，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将每隔两小时将一名人质扔到楼下。”
当时参加射击项目比赛的赫什科维茨在接受一家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就像一家人，但这家人的很多成员都被杀害了。”
别样回忆
多亏毛主席，香港教练获救
惨案中，中国香港队柔道教练蔡德培是亲历者之一，能从恐怖分子枪口下活命，他大呼——“要感谢毛主席”。
当时中国香港团也住在31号楼，凌晨三点多，正在熟睡的蔡德培被楼下传来的枪声吵醒了。住在对门的卢彼德敲开蔡德培的房门说：“蔡先生，不对劲，楼下怎么有枪声？”卢彼德是练射击的，对枪声很敏感。卢彼德悄悄走到楼梯口往下一瞄，正看到几个蒙面人拖出两具尸体，他见事不妙，连忙跳窗户跑了。走之前，卢彼德叫蔡德培一起走，但蔡不相信，又熬不过瞌睡，就说：“哪里是死人咧？十有八九是喝多了打架。没事。”
第二天一早，睡醒的蔡德培准备出门吃东西，一打开门——一位蒙面人手里端着枪正站在他门口，蔡德培回忆，眼前的阿拉伯青年大概20岁，衣著相當邋遢。蔡德培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下意识的用英语说了一句“GOOD MORNING(早上好)！”看到蒙面人没有恶意，蔡德培大着胆子问：“楼下怎么样了？”蒙面人说：“不关你的事，我们跟以色列人有点手续要办。”接着蒙面人说了句让蔡德培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放心，我们不会伤害你。你是中国人，是我们巴勒斯坦人的好朋友，Chairman Mao(毛主席)很伟大，对我们很好！”
蔡德培回忆说，阿拉伯青年告诉他宿舍已经被西德警方包围，劝他不要外出，以免误中枪。青年还说，他们正要求西德政府预备一架飞机，让他们与人质离开慕尼黑，后来蔡德培独自留在房内，不断来回踱步，手上拿着念珠不断祈祷。
住在奥运村外酒店的香港总领队沙利士，知道蔡及游泳教练黄少雄仍困在大楼里面，就立即与西德警方联络。经警方代表代为交涉，沙利士等人获准进入宿舍，接走蔡德培及黄少雄。
电影反思
斯皮尔伯格又一犹太题材巨作
随着ABC电视新闻主播无奈的一句：“人质全死了！”，电影《慕尼黑》序幕由此拉开。
2005年，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把“慕尼黑惨案”搬上银幕，他特别声明，这不是为了向世人进行某种说教，而且他也不认为任何一本书、一部电影或一件艺术作品就能打破今日中东地区的僵局，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相互仇杀的过程中，必须有人站出来为和平呐喊，因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敌人并非巴勒斯坦人或以色列人，而是该地区这种相互不妥协、不信任的气氛，影片虽然讲述的是仇杀报复的故事，但实际上却是在为和平而祈祷。
与12年前斯皮尔伯格那部史诗巨作《辛德勒的名单》一样，《慕尼黑》也是犹太人题材，但不同的是，《慕尼黑》中的犹太人不光是值得同情的受害者，也是用恐怖对抗恐怖的复仇者，所以在题材的把握上就对创作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量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世界大战》拍摄的顺利成行，斯皮尔伯格延迟了《慕尼黑》的拍摄，故事没有从政治军事的角度切入，剧本最初由《阿甘正传》、《惊爆内幕》等片的编剧罗斯执笔。但初稿审核后，斯皮尔伯格认为罗斯的剧本惊险有余、人性反思的力度不足，因此请来美国当代最重量、也最政治化的《天使在美国》的剧作家托尼·库什纳负责把关修改，后者善于通过剧作去沉思、质疑各种压迫政治体系下人性的本质或人们面对时代的道德责任。
全片外景主要在位于地中海中心的马耳他群岛和东欧国度匈牙利完成，拍摄过程中搭建的场景多达120个。拍摄时，剧组从德国购置的一辆载重卡车莫名起火，车上装有拍摄所需的重要设备，起初人们怀疑是恐怖分子所为，当地警方介入调查后，原来是因为马耳他的夏季高温导致内燃机过热起火所致，所谓的“马耳他惊魂”着实让人们虚惊了一场。
晶报记者 钱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