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读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之《中国武术教程》(人民体育出版社2004)，见《螳螂拳·概说》首段，所述螳螂拳起源及螳螂拳谱等内容，与我掌握的原始资料和了解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窃谓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予以纠正，势必造成以讹传讹的后果，上愧先人而下误后生，不得不为之一辨。
为便于说明问题，先将该教材相关内容摘录于下：
螳螂拳发源于山东，相传为山东即墨人王郎所创。王郎自幼习武，曾与人较技试力，因败而归，在回乡途中见螳螂捕蝉而受到启发，依据螳螂灵敏而快速的动作创编了螳螂拳。据拳谱《入门全解》载：“昔者王郎老师，做为分身八肘、乱接、秘手，但论虚实刚柔，其妙无穷。”此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山东牟平人刘汝芬在其所著拳谱中开始记载了“分身八肘”、“乱接”、“崩补”拳的套路名称。据传系推论，螳螂拳当创于明末清初之际。
此段文字完全脱胎于1991年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之全国体育院校专修通用《武术》教材(人民体育出版社)，而增加了王郎习武创拳的经历。
关于王郎的生平逸事、习武过程与创拳经历，以及螳螂拳的创始年代与发源地，螳螂拳派历来众说纷纭、各执一辞。简言之，在创始年代上素有西汉之说、南北朝之说、宋代之说，明末清初之说；发源地上则有陕西之说、四川之说、崂山之说等等。这两部教材对此能力排众议，独取“山东”“明末清初”之说，大概是本着择善而从的原则确定下来的；而或采信当今学界流行的通俗说法，并且较为严谨地冠以“相传”二字，似乎无可厚非。然而，既然“据传系推论”，此马非马，何以肯定“螳螂拳当创于明末清初之际”？表现出学术上的不成熟。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业内人士对“王郎创(螳螂)拳”之说表示质疑。实际上，“王郎”是螳螂拳派自我塑造的精神偶像，一如少林依附达摩、武当假托张三丰、形意拳敬崇岳飞、长拳托名宋太祖。
再看上文“昔者王郎老师”之“郎”字，1991年版《武术》教材中作“朗”。郎、朗二字同音，哪个为准，此处不必深究。因为《入门全解》原文此句，既非“郎”，也非“朗”，而为“螂”，亦即“王螂”。那么，是否该文的原作者无意将字写错，恐怕不好轻易断言。而这恰恰为我们破解“王郎创(螳螂)拳”之谜，提供了关键(参见拙文《螳螂拳为王郎所创》中华武术2008年第1期)。
以上两本教材皆有“据拳谱《入门全解》”一语，此系引文过程出现的重大失误。中国武术协会审定之《中国武术拳械录·螳螂拳·源流》(人民体育出版社1993)云：“《入门全解》为著名螳螂拳家梁学香先生遗留”，似可作补前文。但《入门全解》非为独立的拳谱，而是梁学香先生遗留螳螂拳谱《可使有勇》之首篇，相当于该谱之前言部分。
当年，武术挖掘整理工作简报(刘希钦《梁振照献出三本珍贵螳螂拳原始材料》烟台日报1984.1.12)没有直接说明这三部拳谱为梁学香(1810〜？年)所撰是有道理的，只是说明“其中两本分别成书于1842年和1852年，另外一本年代不详”。这本年代不详的拳谱，后来被人称为《内功谱》。
所谓1852年的螳螂拳谱《可使有勇》的成书年代，是依据其封面“壬子”二字断定的，但却忽视了其余三字“皋(五)月”中关键性的“录”字。它已清楚表明，此谱既非成书于1852年，亦非梁氏所撰，而是抄录于1852年。是否梁氏亲手所录，还值得推敲。
梁学香大约出生于1810年前后，师从赵起禄(赵珠，具体生卒年代不详)习学螳螂拳术。赵起禄之长子、次子从文，惟三子赵礼彤随父习武，一脉相传。其艺又下传五代，至第六代赵明新，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家传技艺不幸失传。由此，梁学香手中之《可使有勇》到底得之于赵礼彤之手，还是礼彤子侄赵和、赵勇、赵太、赵有之手？其为梁氏亲手所录，还是他人著录又转赠于学香？该谱究竟为谁所作？这就更加难以确定了。另外，两部教材所据《入门全解》中之“其妙无穷”，当为“其妙无敌”。
两部教材及《中国武术拳械录》均又表述：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山东牟平人刘汝芬著有螳螂拳谱。此又一引文所致之严重错误。载记于《拳棍枪谱》首篇《六合棍序》之末句，清楚注明“道光岁次壬寅中和节牟平乡刘汝芬叙”。这就是说，刘汝芬是于1842年为《六合棍谱》作的《序》。既非刘汝芬作《六合棍谱》，亦非刘汝芬作《拳棍枪谱》，更不能说明《拳棍枪谱》成书于1842年。
据知情人士程显明先生透露：当年梁学香亲往福山南涂山村，用螳螂拳中的“崩补”拳换艺六合棍术。至今福山南涂山传承的“崩补”拳仍然保持着它的原始风貌。《枪棍拳谱·六合棍谱》首句即云：“福山涂山村于氏祖传棍法”。而《枪棍拳谱·六合棍谱》仅为福山南涂山《六合棍谱》中之一部分，其渊源关系不难分辨。也就是说，1842年刘汝芬是为福山南涂山于应龙《六合棍谱》所作之《序》。
《拳棍枪谱》的成书年代肯定不会早于1842年。有些专家认为，《可使有勇》的成书年代应当早于《拳棍枪谱》，具体年代尚难断定。而试将两谱作一初略比较，则会发现其字体风格迥异，显非一人所为。至于《拳棍枪谱》究竟是梁学香所作，还是学香之子敬川所作，同样难以定论。因为梁敬川自幼从父习武。梁敬川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亲笔手书之《嵩阳梁氏支谱》中记载，其二女已经出嫁。梁氏家族共知，敬川之子吉政出生于1871年。可知，梁敬川于1870年时的年龄至少应大于30岁，其出生年代应在1840年以前。梁氏父子毕竟在同一时期生活过。
再看《中国武术拳械录·螳螂拳·源流》一文，引刘汝芬《六合棍序》“四海同化”一语，应为“四海向化”；引崔寿山《螳螂拳谱》“赵秋围不第”，应为“赴秋闱不第”；引1935年《莱阳县志》“自乾嘉以来，始稍稍可知，云而地螳(躺)、长拳、螳螂三派为著”，应为“自乾嘉以来，始稍稍可知云，而地螳(趟)、长拳、螳螂三派为著”。又引1935年《莱阳县志》“习螳螂拳术先是小赤山李秉霄”，凭空多出一“拳”字，形成重大原则性错误。此误源出于1984年武术挖掘整理工作时，莱阳县体委上报之《山东莱阳县武术拳械录》。而民国《莱阳县志》原文是谓“螳螂术”，而非“螳螂拳术”。
学术立论需要引证，引证需要据典。然而，有些权威性的武术论著在据典时每每出现鲁鱼亥豕、张冠李戴的情况，使得所立之论不免大打折扣。更堪忧后学之士不辨真伪，难窥其究，就此你转我抄、陈陈相因——罪莫大焉！以愚之见，如果我们不能在学术上占据主导地位，势必失信于人而令螳螂拳的发展陷于尴尬的境地。
无论如何，螳螂拳的发展现状是令人关注的。近年来，国外一些螳螂拳爱好者纷纷来螳螂拳的发源地——莱阳等地考察访问，仅2005年我们就接触过来自俄国、美国、英国、波兰和韩国的十几位螳螂拳爱好者。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仅汉语流利，螳螂拳技艺娴熟，而且掌握着螳螂拳的原始拳谱。有关螳螂拳的历史资料，某种程度上比我们所掌握的还要丰富，能不令人汗颜？
较之十年、二十年以前的拜师学艺，他们显得更加从容而成熟，完全具备了鉴别“大师”的本领，无论你如何标榜自己是哪一级的“名师”或“明师”。现如今，已远远不是你想教人家，人家就跟你学；你想教人家什么，人家就跟你学什么的状态；而是人家点着“菜谱”，看您的“手艺”能否让人家感到“可口可乐”了。
俄美传统螳螂拳研究总会会长马永光(Ilya Profatilov)先生，2005年10月再度率团不远万里造访烟台，对照着《可使有勇》，逐字逐句向程显明老师讨教螳螂拳的技术理论。求学之诚，用功之勤，令人叹服。马永光先生还亲口告诉我，他准备将周游世界采访学习螳螂拳的感悟，及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汇集成册，争取近年出版发行，并约请我为之译成中文。相形之下而又于无形之中，我们的心理压力又加重了几分。
也就是在2005年，为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我去请教一位德高望重的螳螂拳老拳师。在我一再苦苦追问之下，他老人家勉为其难地答应，帮我从他的美国学生那里找到答案。我不禁心中酸楚，喜忧参半——祖宗的遗产啊！我们自己说不清、道不明，反倒要向外国人求证，怎能不羞愧难当、无地自容？
总而言之，我们只有从螳螂拳的理论研究和技术传承上同时着力，双管齐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才能继续引领螳螂拳的未来发展，不致落后而受制于人。 （文/王开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