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特尔出国蹲“球监”
巴特尔是北京队一手培养起来的球员，与北京有很深的渊源。巴特尔13岁那年(1988年)就被北京男子篮球队从内蒙古草原招到了北京。当时，巴特尔作为一个年龄较小且有发展潜质的篮球苗子，一直备受北京市体委、首钢公司首钢俱乐部的偏爱，包括在户口引进、训练、生活、赴国外打球等方面都受到了特殊照顾；另外，巴特尔也已经为北京队效力了十几年，且年届32周岁，到了运动生涯的后期，要为自己退役后的生活和出路考虑一下了，按理说也情有可原。从篮管中心的角度讲，既要考虑历史和体制因素，保护培养单位的积极性，又希望促成运动员的自由转会，在中央大力提倡“以人为本”理念的今天，对已过32岁的一个少数民族运动员，是不是应该为运动员考虑一下呢？这就形成了一个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拧成了一团乱麻。
巴特尔事件的起因说起来也很简单。2005年9月，首钢篮球俱乐部和巴特尔签订了2005年9月1日至2006年8月31日的聘用合同。巴特尔代表首钢参加了2005-06赛季的CBA联赛。联赛结束后，由首钢俱乐部出资(人民币116230元)让巴特尔去美国治疗膝伤。2006年7月，巴特尔向俱乐部提出先去美国治疗膝伤，然后到欧洲打球的请求，得到俱乐部的批准。但首钢俱乐部和巴特尔没有续签合同，这也就造成了巴特尔2006-07赛季未在首钢俱乐部注册和打球的既成事实。这实际上是巴特尔一方为达到自由转会目的所采取的一个策略，“熬完”北京首钢这一年的“优先权”，俗称坐一年“球监”，然后就可以自由流动了。这种做法在CBA球员与俱乐部发生的纠纷中早有先例，只不过大巴更“大牌”，到国外去蹲一年“球监”。他们早就研究清楚规则，蓄谋已久。这件事不仅巴特尔，还有几家俱乐部早已洞悉了其中的奥秘，先期已与巴特尔有过接触，甚至听说有的俱乐部还预支了200万元给巴特尔，为的是一年优先权结束后就转到他们家，只有首钢俱乐部还被蒙在鼓里。
巴特尔在国外晃了一年，NBA根本没有任何机会，去欧洲打球也是嘴上说说，到后来算是啥也没干，一个赛季没挣到什么钱，听说还欠了200万元的外债，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抛弃老东家、找地方签一个高薪合同，成了他必然的选择。
当时联赛的形势也给了巴特尔机会。在姚明、易建联陆续离开后，CBA联赛缺乏强力中锋，各俱乐部都求贤若渴。市场决定价码，传说中的“500万元”身价也由此应运而生。
首钢俱乐部开始着急起来，虽然巴特尔去美国的路费是他们出的，一年中还为巴特尔花了12万元的治疗费，但俱乐部只做到了仁义，却忘记了怎么去约束这匹“野马”，走的时候连协议都没有签。等到他们发现巴特尔在市场上炙手可热，且他本人去意已决的时候，有关人士拿着北京市体育局的函找到篮协，大概意思是放走了巴特尔，他们没办法向北京人民交代。
我们同样是找来律师商量处理办法，根据CBA现行的运动员转会流动办法，发现首钢的优先权确实要过期了，从法律上讲没法挡住巴特尔的去路。如果我们要硬性留住巴特尔，他本身已经债台高筑了，再闲置一年可能吃饭都有问题，这样做也不合情理。
巴特尔“入赘”新疆
好几家俱乐部都加入了“争巴战”，各有各的招数。山东想让他打全运会，愿意先付给他200万元，后面的价钱再谈；浙江广厦志在必得，他们把“王非牌”(王非和巴特尔私人关系很好，巴特尔向来都称呼王非为“非哥”)和金元战术一齐打向巴特尔，但最后又是新疆杀出来占了先机。
和之前“借疗伤感动老蒋”一样，这次新疆广汇又是找到了关键点，他们把目标对准了巴特尔的维吾尔族太太德明。巴特尔与德明是中国体坛非常著名的一对“姐弟恋”，德明比巴特尔大10岁，曾有过一段婚姻还有一个女儿，两人从相识到结婚走过一段漫长的岁月，婚后两人又生育了一儿一女。德明婚后相夫教子任劳任怨为家庭付出了不少，巴特尔也深知妻子的不易，别看他在球场上威风八面，到了家里非常听太太德明的话。作为新疆的女婿，大巴在新疆朋友众多。即便是大巴在美国打球期间，国内与他关系好的记者到新疆采访，大巴总会打电话叫朋友招呼记者。
据说新疆那边开给巴特尔的条件是帮他太太注册一家公司，给她一些业务，这自然能赢得太太的欢心。对巴特尔来说，到新疆打球，再拿上一份不菲的薪水，何况还能让太太高兴，何乐而不为呢？就这样，新疆又一次靠他们的独家招数领先了，外界把大巴的这次选择称为“倒插门”，意思是他跟着老婆“入赘”新疆了。
为了这件事，我和侯伟专门谈过一次。我当时就告诉他我对巴特尔这样开价非常反感，问他到底是不是传说中的400万元。侯伟跟我说肯定是没有，但他们确实帮助德明成立公司并给了一些业务，他强调这并没有违反联赛的规定。我当时就批评他，办事不要老是这样投机，坏了规矩以后怎么在这个圈子里混，包括蒋兴权的事情也是如此，不要制造些矛盾最后都捅到篮协这里。
另外我也专门在东莞召开过联赛常委会，把事情摆到桌面上谈。大家对巴特尔哄抬身价的做法十分反感，认为是扰乱了市场，但怎么约束却没有好的办法，因为真正的行业自律还没有形成。
“市场”体制转化之痛
距离新赛季注册的时间越来越近，2007年9月10日，篮协就巴特尔归属问题作出裁定：一名球员在一支球队效力1至3年以上，球队将享有一年的优先注册权。巴特尔和北京队的上一个合同是从2005年9月至2006年8月底，但北京首钢2006-07赛季也没有为巴特尔注册。到今年8月31日，北京队对巴特尔的优先注册权已过，球员可以自由转会，因此，巴特尔转会新疆符合现行规则。
对这样的结果首钢当然不会满意。在这个问题上，首钢确实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巴特尔用这种方式离开俱乐部，于情于理都不妥。北京市体育局和首钢俱乐部有意见，是很正常的。不过从媒体的反应来看，大家对这个结果还是认同的，尽管巴特尔喊价太高，但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提醒俱乐部：自己培养的球员不再是俱乐部的“私有财产”，市场行为才是那只看不见的幕后推手。一方面，要让球员们在利益的驱动下，努力提升自身实力，争取良好表现，这是职业化无可避讳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可促使各俱乐部经营者乃至联赛管理层，作出一些实质性的观念转变，既要懂得对人才培养的自我保护，同时也更多地学会从“计划”到“市场”体制的转变。
就感情上来说我很同情首钢，他们是很规矩很实在的俱乐部，办什么事情都很讲道义，但就是因为太讲感情了，在巴特尔当初出走美国的时候，没有把丑话说在前面，结果留下了后患。这和之前浙江万马俱乐部与蒋兴权的纠纷一样，因为停发了工资没能在法理上站住脚。
这两件事的判罚看上去都是对新疆俱乐部有利的，这也引起不少传言，说我是不是拿了他们什么好处，要不然为什么都偏向新疆；也有人说，你可以拖着不办，等他们和俱乐部“掰扯”清楚了再说，这也不失为一个明哲保身的办法。但我认为这都不可行，因为拖着不办，事实上就是剥夺了两个人的工作机会。这两个人，一个是功勋教练，一个是少数民族著名运动员，这样做的结果，篮管中心不仅会在道义权威上受损，而且还可能面临对簿公堂的尴尬，而打起官司来，我们未必能站得住脚。在我看来，这是管理机构不能回避的问题，必须有一个态度，手心手背都是肉就是不能和稀泥；而作决定的前提其实很简单，就是依靠法律。我们的决定都能在法律上站住脚，人情世故只能靠后站了。因此，在我作决定的时候，心里都是很坦然的。后来我也经常拿这两件事来提醒俱乐部。俱乐部一定要聘请一个常年的法律顾问，遇到问题的时候，先从法律角度考量一下得失，然后再作出决定，否则很容易造成麻烦。许多俱乐部也确实就此加强了法律意识，这也是走向职业联赛的必备条件之一。(连载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