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字=颜强
摄影=ALEXVI
一位在上任伊始就招致一片骂声的足协老大，扬言”你们把李承鹏、黄健翔都找来都可以”；一位是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体育报纸的副总编辑，已经口诛笔伐了前者几个月之久。这样剑拔弩张寸土不让的背景已经让人有点热血，但紧张的气氛却在两人初次见面后的左手握手和互拍大腿、香烟咖啡、谈笑风生中消失的无影无踪。我看不到一丝事先我们预想或者说有那么一点期待的火星四溅和怒目相视，此情此景不禁让我回想起了电影《艋舺》中Geta大仔和死敌灰狼见面--表面上推杯换盏称兄道弟，宴席一散，继续各自勾心斗角杀人无形。
颜强眼中的韦迪
韦迪说，当这期《男人装》面世时，他希望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新闻人物，能够逐渐退出舞台的中心区域了。这或许是他真实的愿望，因为一个56岁的中年人，突然成为一个几乎每天都被无数镜头、录音笔和电话瞄准的人，生活反差激起的巨大波澜，持续了3个多月时间，这肯定是大多数人无法承受的。他觉得自己几乎变成了一个“半透明的人”。上任之初，他承诺过“善对媒体”，可是当他发现媒体从来都不会善对任何一个个体时，不禁有些后悔当初的承诺。
他想有朝一目能回到海上去，因为“水是一切生命、灵感和梦想的源头”。在长期从事水上运动管理工作后，韦迪发现水才是他最乐意亲近的环境。然而离开水的他，走上的是另一条道路。足球是一种纯陆地运动，跟水没有半点关系。距离法定退休的年龄，韦迪已经不太遥远了。如同一个长跑运动员一样，他或许已经能看到终点的旗帜，能够为退休之后的未来做一些打算了。只是在职业旅途的最后一段，韦迪接受的是一个几乎无法功德圆满的任命：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他的任命时间，更是中国足球处在最低谷的时候——在他的前任南勇银铛入狱的第二天。喧嚣、嘈杂、丑闻、整顿…这一切成为了韦迪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几乎无法区分工作和个人生活，因为这份新的工作成为了他生活的一切，即便他仍然在小心谨慎地保护着自己的家人。而这一切忙碌和拥挤，也有不少是韦迪自己制造出来的，就在这短短百日执政时间里，他不知道多少次成为了新闻头条人物，各种他亲口所言或者传播得变了形的话语，都成了“韦氏语录”。
很大程度上，56岁的韦迪选择了主动的姿态，跳跃着成为了一个话题人物。
因此在这个受邀为《男人装》杂志采访拍摄的初春下午，韦迪多少显得有些疲惫。至少在这么几个小时里，离开了他日渐熟悉的环境，面对的不是大群的新闻记者、足球官员和俱乐部管理者，韦迪进入了一个瞬间让他感觉有些陌生的环境里。新环境未必完美，有些陈旧的摄影棚略显阴暗，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和韦迪交谈，或许能帮助他卸下那些平素不得不装扮整齐的伪装。他逐渐放松，也逐渐暴露出了他的疲惫。
所以他说，希望能在一个月之后，逐渐淡出舞台中心的位置，让他新任命的一众帮手们来分担他在百日执政里肩负的压力。这是韦迪真诚的愿望，这恐怕也会是任何一个坐在这个位置上人的愿望。
“我一直就是一个技术干部。”韦迪如此评价自己。
约定的采访时间在下午4点整，地点是北京东四环外一个摄影棚。由于堵车，我迟到了5分钟，《男人装》的哥们姜一短信告诉我说，韦迪已经到了，而且提前到了20分钟。这让我很有些奇怪。别说政府官员，哪怕是为这种时尚杂志而生的娱乐明星，能准确守时的少之又少。韦迪不仅来了，而且提前达到，是因为他格外重视这次采访机会？
事实上，对于《男人装》这次的采访拍摄，韦迪很爽快地接受了，这应该是他“善待媒体”承诺的实践，虽然我觉得他接受《男人装》的专访，并且愿意参加这样的大片拍摄，是件很奇怪的事。在媒体类型上，这本杂志显然不是政府官员、公司高管们经常出没的地方，而且时尚杂志的拍摄手法，自然会非常专业细致，会营造多种环境角色，让被拍摄对象在拍摄过程中渐次展现出自己的内心世界——这是韦迪预料过的挑战吗？虽然过去3个月他的媒体经历可以用枪林弹雨来形容。
我走进摄影棚，韦迪在一旁化妆间化妆，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位中国足管中心主任一你不能称他“主席”，因为在全国足球工作会议，或者中国足管大会召开前，在足管选举流程完成前，韦迪的头衔只能是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直接隶属于中国体育总局。
我走过去和韦主任打个招呼，并没有太多忐忑，虽然过去3个月的各种围绕中国足球的笑话里，韦迪说过的或者被人扭曲栽赃的几条新闻，都是我直接或间接攻击的对象。我倒真想会一会这个罕见高调的政府官员。他从事这个行业超过20年了，他必定对行规了然于胸。
韦主任端坐化妆，心情似乎不错。见我过来打招呼，伸手相握，只是位置不方便，“咱们先左手拉拉吧”。化妆肯定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对于所有非娱乐业的男士而言，但是韦迪并没有太尴尬。
几分钟后，头发梳理得井然有序、精神更加焕发的韦迪向摄影棚走来。正式地和我握手招呼。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肩宽体健的东北壮汉。微微有些谢顶，戴着眼镜，不过镜片后传来的眼神锐利清澈。这样的眼神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他非常清楚他要的是什么，而且他不会轻易地被人影响——这样一个采访对象，也许会有趣，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说的是什么；也许会极其无趣，因为不该透露的东西，他绝不会透露。
见到韦迪之前，我现在摄影棚楼前见到了那辆沃尔沃的SUV，他上任时因为开着这辆豪车引发了一场小小的风波，当时韦迪的回答是，“这车是水上运动中心的，由赞助商赞助。我工作交接还没有完成，为什么不能继续开这辆车？”此后3个月，他可能开的都是这辆车，一点都不避讳。上楼的时候我就在想，也许采访结束以后，最后一个问题就应该着落在这辆车身上。
先入为主的概念，任何一个采访者身上都有。和韦迪见面前几天，我已经尽量不去看和他任何相关的新闻，然而这个新上任的足管中心主任实在风头太劲，躲都躲不开，你想要在采访前保持着完全客观的态度，几乎不可能。
我觉得他是一个官场中人，不论这个官场隶属于体育行业还是其他行业。我还觉得他太过高调，不论和前任比，还是和同类官人相比。“您自称是一个业务型的体育干部？” 初初见面，我想试探着给随后的谈话找一个基调，韦迪立即纠正了我：“我是个技术干部，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工作经历。”第一句话，他就给了自己一个定义，似乎要给自己做一个区分。对于官场中人，我们总除有“官人”的定义，可是韦迪不融从做派和口吻来看，都要更加坦率直白。
“很多人都不了解我的背景和经历，也许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我也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介绍我的文字，说实话，没有一篇是完全准确的。大家都有些只鳞片爪的东西，不过都不够准确。”他似乎在辩白，似乎又是在自我修饰。
在韦迪自己的讲述里，他是哈尔滨人，而不是风传中的沈阳人，其实从他口音里也能听出。中学时代韦迪就比较幸运，因为唯独他那一届的高中毕业生，没有被分配去上山下乡。“那个时候师资力量缺乏啊，出色一点的高中毕业生，毕业一转背就留校任教了，所以我当老师，比后来的老师同行要早了两年。”中学时代，他就具备相当好的运动天赋，从他在的身型里也看得出来。韦迪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接受高等教育，
后来又获得了体育管理硕士学位。他身体力行的项目是田径投掷类。拍摄过程中，曾经有人想让韦迪换一下外套，韦迪笑而谢绝：“我这身板儿太特殊，你们带来那些衣服我都没法穿，因为这样身高的人，基本上没有我这么宽的肩膀。”
投掷运动，在他身体上留下的痕迹，恐怕就是那宽阔的肩膀。韦迪身高大概在1.77米左右，肩膀只怕比1.9米的人还要宽。
“我当过很长时间老师，经历过挫折，也很熟悉人际关系复杂的环境，”韦迪说，“大学毕业之后，大量的理论知识还没来得及消化，就血气方刚地想要在学校里进行实践。那时候就是带队员啊，我记得有一个很出色的投掷运动选手，我给他制定了特殊的培训方案，坚持不懈地训练，没想到后来竟然练成了一个优秀的十项全能选手。这是我工作经历中的失败案例之一。”
有学历，有经历，而且很年轻，于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最需要人才的时候，韦迪很快脱颖而出。他是沈阳体院最年轻的院长，上任时年龄不到40岁。”那也是一种人生历练，”韦迪说，“要知道当一个院长，靠的可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处理各种关系尤其重要。我当院长的时候，院里的副手和各个部门负责人，几乎年龄都比我大，不少还是我的老师长辈，要应对这样的环境可不容易。”
后来他得到了晋升国家体育总局的机会，成为了专项运动的管理者。不过在韦迪的讲述里，他一直是“技术官员”，他的经验也都是在体制内获取的。没有中国足坛风暴这个巧合机缘，他恐怕不会接近足球。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被推上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职位，不论他是否愿意。
从他身上没看到那股子盛气凌人的住子气势时尚杂志的拍摄流程，既专业又有巨繁琐。韦迪被安排在一个又一个为他设定的环境里，摆出各种他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手势、姿势。这个过程很容易让人疲劳，只是要从韦迪脸上看出不耐烦、控制不住情绪的表情，实在太难。
拍过3组之后，他已经有些累了，他也在抱怨，但这种抱怨更像是一个被迫加班的人开的善意玩笑。
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他的表情，偶尔插上一两句玩笑话。韦迪的表现让我有些惊讶，因为对于一个在职在位的政府局级领导而言，能够这样配合摄影师的要求，而且没有摆出一点领导的架子，至少在表象上，韦迪已经做得相当到位。先入为主的概念在我脑海中闪动着：为什么通过媒体渠道知道的那个韦迪不是这个样子？为什么这样一个看上去相当理性也不乏热情的人，会一阵子推出“韦十条”，一阵子“学习巴萨荷兰”？
我们在公共传播平台上看到的那个韦迪，是真实的吗？
布景调换间隙，韦迪终于有空做了下来，抽根烟。宽盒版的三五，韦迪说他抽了10多年。这是一个不会轻易改变生活习惯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对自己充满信心的人。为什么他会显得那样高调？
我问他上任3个月有些怎样的感受，话题这才引向了足球。
“干足球恐怕都是这样，干得越久，越会发现自己不懂的太多，更何况是中国足球这种特殊运动。”韦迪说道，语气平淡，却多少有些感慨的意味。过去这3个月，只怕是他作为“技术干部”生涯里最繁杂最疯狂的3个月。他十分坦然地说起了几个围绕他的新闻话题，包括“韦十条”、“学习巴萨荷兰”，只是在他的讲述里，这些并不是盖棺定论的决议，只是他上任伊始有过的一些想法。然而韦迪并不能决定一切，刚开始那段时间，他甚至不能决定这些消息属于内部讨论还是公众讨论。于是消息一旦走漏出去，带给他的更是负面的影响。
韦迪和他的上司崔大林，都在不同场合高举过“举国体制”旗帜，也因此而成为过媒体攻击的标靶，但他并没有像一些描述显现得那样固执。
“我上周和你们报纸记者聊过，得到的建议是不用老说‘举国体制’这样的字眼，我觉得这样的建议就很有道理。‘举国体制’本身没什么不对的，尽可能集合各种资源来为我所用，肯定是一种促进竞技体育提升的方法，别的国家也有这样的做法啊。如果我们少提一点这样的说辞，或者换个称谓，也许效果会更好。”韦迪说。
我决定单刀直入地问他一个问题：“那么您上任这3个月时间，是否表现得太高调了？是否表现得和你的前任们太不一样？”韦迪一笑。拍摄继续，他起身走向布好了的景区。这一组图片要韦迪进行的角色扮演，是他面对媒体的场景。一会儿是一堆话筒朝向他，一会儿是他站在一个新闻发言台上应对媒体。韦迪略有些不太适应，尤其要求他做几个摆拍动作的时候。
“你把手向这边一指，然后严厉地说声‘你是哪个媒体的？”’杂志的编辑建议。我觉得这个场景很搞笑，建议韦迪把词改一下，“应该是哪个单位的？”’现场一阵哄笑。书迪也在笑，很自然。这“
”本有典故，就发生在中国足管官员身上。既是官人，必有官气，韦迪身上也有，只是在拍摄过程中，还没看到那股子盛气凌人的主子气势。
你会发现他有着很多不同的侧面。在摆拍过程中，他脸上几次出现无奈的表情；在交谈过程中，他眼神非常坚定，没有半点游移闪躲；可是遇上一两个敏感问题，他眼睛里能传出一股笑意，莫测高深。
就在我问他是否太高调时，那股莫测高深的笑意一闪而过。这一组拍完，韦迪再次坐了下来，继续抽烟。我继续提起刚才那个他没回答的问题。“是的，我是有些高调，”他坦率地回答，眼神没有游移，也没有那股笑意，“不过我这么做有目的，我相信你知道我的目的。“
我觉得他有一种本领，就是让你很难刨根问底地知难而上继续追问。因为在面对面过程中，韦迪一点都不端着架子，平易近人之极，于是心慈口软的采访者，像我这样的，就不好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追问了。我得饶着圈子走，可就老狐狸的级别，韦迪高出我不知道多少个段位。
他为什么要高调？哪怕这样的高调会让他在媒体和公众口碑中争议越来越强，而且可能引起不少人的反感？ 既然韦迪不给我答案，我也只能想到一种答案，那就是转移视线。危机公关只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转移视线，分散注意力。韦迪上任时，是中国足球最危难的时候，南勇和杨一民被带走接受调查，头两号人物成为过失嫌疑人。南杨出事第二天，崔大林就带着韦迪上任。当时的环境，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糕了，从球员、教练、裁判、足管官员、俱乐部经理、老板再到南杨，由下至上无所不及，再不来一个强力人物镇住局面，就要天下大乱。
因此韦迪以加速度跳了出来，并且第一时间表示要“善待媒体”。其实哪怕他不“善待媒体”，媒体对这样一个新冒出来的新闻人物也是充满兴趣的。随后3个月，他的一言一行都被媒体紧盯，他的很多话被媒体放大，而韦迪并没有加以修正--他成功地做到了分散媒体和公众的注意力。
韦迪同时也是个福将。春节和春节前夕那场不可思议的大胜韩国，都是对他分散注意力的助力。随后联赛基本上如期开赛，注意力进一步被转移。随后还有不少“韦氏语录”出现，被惊诧、被疑惑、被曲解、至被辱骂，韦迪依然故我。他三个月的高调，让人们视线逐渐从打假杀赌扫黑的中国足球风暴转移开去。我想，这恐怕是他高调的原因之一。
韦迪不会永远这么高调。没有谁能长久站立在舞台聚光灯下，承受着那“半透明人”的煎熬。所以韦迪说他指望过一段时间，自己逐渐会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围绕这项运动做些他擅长的工作。
他的高调也是有选择有保留的。例如我曾经想把话题向他的家庭生活、家人和他的业余兴趣爱好引，韦迪的防守固若金汤，关于家人，他说道，“还是尽量保护好他们吧，别让他们受牵连。”关于他的兴趣爱好，他马上说起了水上运动，说起了他希望退休以后能重回到水上运动领域内，做些自己最爱的事情。可是眼前的挑战，完全围绕足球。
他承认自己远不是一个精通足球的人，但他对管理足球运动充满了信心。拍摄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最后一组的背景设置，原定在整个影棚大楼的顶楼，我在想，这是否在参考《无问道》里的场景，中国足球的现状，不就是一出绝妙的《无问道》吗？只是天色已晚，室外拍摄恐怕色光效果不佳，头顶已经冒汗的韦迪这才逃过最后一劫。我仍然想和韦迪多聊上一会儿，于是在影棚一楼的一个小化妆间里，我们继续着谈话。
足球在中国重要么？
关于“学习巴萨荷兰”，在韦迪回忆中，简直被炒作成了个笑话。当时他在和几个记者聊天，无意中谈到了过去两年最成功的巴萨足球，“谁不会认为中国足球应该学习巴塞罗那？”韦迪说，语气中多少有些叫屈的感觉。随后这段聊天被演绎为足管中心主导“学习巴萨荷兰”，“已经有企业愿意赞助4000万人民币”那都是被扭曲得不行的说法。“4000万是怎么来的？”韦迪说，“我当时问一个朋友，想知道这些世界项级教练的年薪价格，一打听好像说希丁克是400万欧元。这段对话传出去，就成了我们要花4000万人民币请教练。其实是否邀请外籍主教练，还是请帮我们培训教练的教练，现在还只是一个讨论话题吗？"
他愿意把很多问题拿出来讨论，可韦迪还得不到一个自如的讨论空间，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仍然被认为是行政指令的决定。“只是事情一发生在中国足球上，怎么都会变了样。”韦迪受这话时，眼中又闪过一丝笑意，有些讥诮，有些嘲讽。我陡然意识到，他也是一个体育
总局体制内的“技术干部”，清理门户的工作，他还在进行中，治理整个大环境，韦迪确实勉为其难。
他承认说，多年前那次打假行动，阎世铎们已经将很多材料递交给公检法机构了，但是最后不了了之，“也许公检法部门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足球在中国到底有多重要？这个问题谁都可以回答，也谁都没法回答。
夜色渐已苍茫，韦迪登车离去。他自己开车来的，自己开车走，没有司机。我问他怎么还开这辆车，他或许感觉到了我的别有用心，“工作还没交接完呢？为什么我不能开这辆车7”我想起以往有过的中超公司给足协领导买好几辆奥迪的传闻，随口说了句，“那您以后就开奥迪了？”
韦迪没有直接答复，顿了顿，他答道：“其实我自己有辆雅阁，也挺好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