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肖良志
2010年，隆冬季节。北京皇家粮仓，600年前的昆曲《牡丹亭》正被杜丽娘和柳梦梅们演绎得活色生香；中国足坛，因为中国足协掌门人南勇被传讯，16年的职业联赛辉煌消失殆尽。一地鸡毛、混乱不堪的中国足球，正在这个严冬等候着一场末日审判。毫无疑问，中国的足球人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强震，而震级几何，持续多久，谁也无法预料。
客观地说，这不是南勇们的错，经济利益的驱动，管理体制的滞后，监督机制的缺失，让大跃进式的职业联赛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其间，曾经有过数次治理整顿的机会，却因为管理层的短视和愚昧，助长了假球、赌球和黑哨的气焰，泛滥到俱乐部都难以控制队伍的地步，嚣张到中间人可以搞定任何一场比赛，狂妄到谁不听话就可能被“废掉”的程度。
这一切，是因为被金钱蛊惑的结果。当足球领域终于被利益绑架之后，一个黑暗的时代诞生了。从最初的挣扎、彷徨，到最后的深陷其中，这个足球黑暗时代的人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只是，这代价过于沉重，沉重到几乎能够击垮任何关注足球的人们的心脏。这个代价，已经催生中国足坛迄今为止最大的“杯具”。这个代价，必然促成中国足球新的发展战略。
黑暗时代之罪恶启蒙
从黑金到黑哨 1994-1998
在中国足球的黑哨、假球和赌球等毒瘤中。最初搅乱中国足坛的是“黑哨”，他们从收受红包到吞吃黑金，形成中国足球冰山之下的第一个黑洞，中间还夹杂着一些还难以察觉的假球，被视为中国足球黑暗时代的第一个时期，时间跨度从1994年至1998年。
1994年，作为改革的排头兵，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在没有完全准备好的情况下，被扔进“大海”，开始为中国体育的职业化之路进行盲人摸象般的探索。意外的是，文化娱乐早已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发展和需要的尴尬，让当时的甲A一下子成为人们的最爱，以至于从事甲A的人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就成为了大众的宠儿。
如潮的掌声，如海的人流，大把的门票收入，陡然让甲A不知所措。最典型的就是，球员从1995年开始成为抢手货。这个时期，足球从业人士终于明白，原来挣钱不仅仅是靠踢球挣工资和奖金，还有更多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也正是因为如此，足球从业大军的思想开始由纯净的足球思维转变到“商人的头脑”。“地下签字费”成为当时的第一桶黑金，只不过人们当时误以为签字费是转会费的一部分。广州松日当年挖胡志军的时候，一次性给了25万元的签字费，算是开了甲A球员地下签字费的先河。直到1997年。原天津火车头的赵斌签约深圳，背着70万元的现金在机场被查，让地下签字费的竞争达到高潮，也正式拉开了俱乐部在球员交易方面的“黑金黑幕”。
这只是小儿科，毕竟地下签字费还无法直接影响到甲A联赛。裁判员作为场上的执法者，能够左右一场比赛的结果，他们也成为第一批搞黑中国足球的业内人士。1994年的甲A元年，在四川队主场对阵延边队的比赛中，当值主裁判戴宇光多次有明显偏袒主队的判罚，导致延边队在下半场集体守在本方半场，无人越过中线。任由主队球员如入无人之境。当被人曝光之后，戴宇光扬言要收拾记者，后来他因为出国公干消失无踪。
甲A初期，在职业化以前就搞得风声水起的“黑哨事件”就已经层出不穷，只是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1998年，裁判的表演有了大爆发。先是“金哨”陆俊被曝出收受20万元贿赂，虽然当时的一家体育专业媒体输掉了官司，但这件事情告诉人们，裁判已经开始成为中国足球堕落的主角。1998年9月27日，足协杯，大连万达主场迎战辽宁队，90分钟双方打平，点球大战，大连5比6输掉比赛后，以7比8的总比分被对方淘汰。赛后，大连万达集团老板王健林不干了，高喊“中国足球太黑了，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事情还不算完，大连当地的球迷计划游行，并召集众多球迷准备到北京请愿。
事情非同小可，国家体育总局亲自过问，最终将当值主裁判余元聪被禁赛，将大连球迷的怒火平息。其实，余元聪在那场比赛中只是漏掉了大连万达应该得到的一个点球，按理不该被处罚得这么重。不过，事情的焦点并不在此，而是1994年以来就一直存在的“黑哨”现象让一些俱乐部早就忍无可忍。王健林们肯定更为熟悉裁判的情况，所以才冲冠一怒。以大连万达在中国足坛的地位，他们的忿怒，足以让中国足坛发生震颤。1998年，正是因为大连万达老板王健林的冲冠一怒，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的王俊生开始呼吁司法介入，但最后却不了了之。
曾经名噪一时的陈亦明和王洪礼都对裁判做出过评价，只不过他们用“只有红哨没有黑哨”来讽刺当时已经比较猖獗的黑哨问题。黑金的收受从当初的现金一中间人一银行卡，到最后只是现金交易，而且不要中间人，都是为了缩小被查证的概率。除了黑金之外，还有免费的桑拿、按摩、三陪等等。一些非常知名的裁判，很多时候一次找两个女孩作陪……所有这些，已经让中国足球污浊不堪。
黑暗时代之危机顶点
投资人的愤怒 1998-2004
1998年年底，甲A联赛诸多场次的结果都被人们不幸言中。而陈亦明和王洪礼的消极比赛，也证明“假球”已经泛滥到明目张胆的地步。2001年的“甲B五鼠事件”，彻底撕开了中国足球的黑幕，而2004年北京国安罢赛以及G7革命，将中国足坛的黑暗时代推向高潮。
恶性循环这样迅猛地发展很简单——那些拿了黑金、打了假球、赌球了的兄弟们一直没事。在利益的驱使下，众多的人们参与其中，甚至趋之若骛。裁判可以吹黑哨，球员可以打假球和赌球，教练员和官员也可以在假球和赌球的环境中获得巨大利益。而王鑫、王珀、尤可为等人，正是在假球和赌球的洪流中，发挥了各自最大的功效。他们早就被人盯上，圈内无人不知。只是中国足协“假装不知”，导致这些毒瘤把中国足球祸害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1999年12月5日，家喻户晓的“渝沈疑案”发生了。这场比赛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职业化以来中国足球事件的总和。这场事关沈阳海狮生死的比赛，从一开始就被放到了全国观众的眼皮底下。事实证明，结果就是按照人们事先的猜测进行的。过程跌宕起伏，但是结局早就注定。中国足协为此成立了两个调查小组，在北京长城大厦的50层秘密调查过数人，最后兵分两路前往沈阳、重庆取证。这些现象说明，中国足协也得到了比赛有问题的相关证据和线索。虽然没有“取证”成功，但中国足协还是对沈阳海狮和前卫寰岛各罚40万元。没有调查到明显的证据却各自罚款40万元，而两家俱乐部居然都能平静接受，这样的结局太值得玩味。
实际上，经过6年的职业化洗礼，黑金交易不会轻易留下蛛丝马迹。那时候，黑金的原始出处不在国内，周转的城市也不在沈阳和重庆，中国足协不可能获得直接的证据。这件事表明，中国足球今后的黑幕交易手段将更加高明。
此后的“甲B五鼠事件”把假球演绎到极致。中国足协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依然偏软，震慑作用不大。对于赌球等恶劣行为，中国足协则忽视了行业监管，对于证据确凿的人和俱乐部无动于衷。2004年，“假、赌、黑”达到高潮。
事情还要回到2004年，以北京国安在10月2日罢赛为标志，中国足球的假球和赌球等阴暗面彻底被投资人曝光。痛陈如此，还是因为G7革命的失败。2004年10月26日，在投资人会议上，阎世铎为首的中国足协高层，北京、上海、天津等十几个省市体育局长的帮助下，击溃了G7。会议由最初的双方博弈发展为G7为首的俱乐部投资人痛陈赌球等带来的危害。徐明、罗宁和王国林等人，几乎声泪俱下，控诉了赌球和假球的严重性，认为俱乐部已经无法控制球队，庄家和关键球员等在假球和赌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再不整治，中国足球就会彻底完蛋。
这是中国足球真正的黑幕。投资人们的控诉，彻底勾勒出了“黑暗的中国足球时代”。因为这些投资人是俱乐部和球队的真正拥有者，他们的发言是权威的，也是真实的。他们还指出。无处不在的庄家已经让俱乐部失去了控制权，通过网络形成的黑金交易达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一场比赛，一名球员就下注多达200万。一些球员的豪宅、名车和珠宝首饰等，绝非他们在俱乐部的收入所能承受。有些球队内部甚至分成3个帮派，庄家需要一一搞定，才能真正拿下一场比赛。
一些冠军球队也逃脱不了这个黑暗圈子，各种离奇古怪的比赛和比分层出不穷，挑战着公众的智商，也击打着整个社会对足球的承受能力。他们所讲的，已经不是某个具体的队伍、某个具体的俱乐部，而是整个中国足球的黑暗。遗憾的是，阎世铎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控制早已腐烂的中国足球继续跌向谷底。
黑暗时代之万劫不复
该死的“证据说” 2004-2009
从1994年一些比较怪异的现象开始，直到2009年8月份公安司法正式介入之前，关于假球、赌球和黑哨等毒瘤的整治，一直因为“证据说”而停滞不前。尤其是对于假球和赌球的问题，中国足协陷入证据的泥潭，在司法无法介入的前提下，行业内部也没有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最终导致中国足球整体沦入“黑暗时代”。
职业化以来，尤其是1998年以来，舆论的批判和碰击，社会各界的议论和关注，正义之士撕心裂肺般的呼喊和举报，一直将假球、赌球和黑哨暴露在阳光之下，并苦等“黑暗王国”的破灭和倾覆。
除了假球、赌球和黑哨，中国足球的丑陋还表现在不少俱乐部恶意拖欠球员工资和奖金上。这些现象交织在一起，让本就黑暗的中国足球。真正到了万劫不复的地步。那些长期以来被拖欠工资和奖金的球员最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蛊惑和诱惑，铤而走险的几率增大，加剧了中国足球上空的阴霾。
2001年和2002年，除了“甲B五鼠”之外，最让人关注的就是庞大的黑哨事件，最终以龚建平一个人锒铛入狱并最终死在狱中而告终。当时，社会各界和舆论已经对黑哨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假球痛恨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要求严惩从而整治中国足球的呼声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中国足协召集了50多名裁判在北京关门开会，阎世铎声色俱厉地要求他们交代问题，据说几乎所有的裁判都未能幸免，数额之大让人咋舌。后来，阎世铎又处理了17名助理裁判员，让他们退回了部分黑金。
不仅如此，由于舆论的高压，中国足协还处理过一批俱乐部的高管以及相关足球从业人士，只不过代替他们服刑的是巨额罚款，总罚款数额达到了430万。2004年10月，在北京国安罢赛以及投资人喊出“赌球会毁掉整个中国足球”之后，舆论和社会各级再次对中国足球炮轰，要求中国足协和有关部门彻底打击赌球的嚣张气焰，还中国足球一片净土。深圳俱乐部、辽宁俱乐部等多家俱乐部的球员上报中国足协，要求俱乐部还清拖欠的工资和奖金。中国足协接到了关于青岛海利丰、王珀、李振鸿被活埋。以及数十场比赛存在重大嫌疑的举报和相关材料。还有不少圈内人士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国足协高层讲述各种丑陋现象，痛陈有的俱乐部超过90%的球员都在赌球，要求中国足协不要再陷入证据泥潭，赶快提请司法介人。
2007年，呼和浩特罢赛，17名球员联名要求剔除王珀，6名球员向中国足协写了王珀操纵队伍打假球和赌球的证据，并递交到了中国足协，足协高层只是用“已经通报班子成员”了事，再次丧失了借此打击假球和赌球嚣张气焰的最佳机会。到2008年，这种态势发展到任何一场球都可能是假球，都可能被庄家控制的地步。即便是在2009年，西部一支球队的门将，一场比赛下来，当天晚上就点着票子去找了数个女人，第二天就买了车子，并且还嚷嚷着马上买房子……当然，这名门将随即也被废掉了。
至于那些活在赌球漩涡中的球员、教练和官员们，外界已经举例颇多，这里不再赘述。这些人中，一部分人外表很光鲜，因为赌球赚钱了，但是内心怕得要死；一部分人几乎家破人亡，因为赌球输钱了，甚至被庄家步步紧逼；一部分人被揭发，整日在惶恐中度日，生怕哪天警察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这不是一个人的现状。而是整个参赌群体的生存状态。
1998年以来，外界关于假球、赌球、黑哨等毒瘤的报道超过了过去中国足球的总和。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时候，时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给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备战釜山亚运会的情况，结果袁伟民只汇报了10分钟的亚运会备战，其余55分钟都是反映常委们就足球提出的各种问题，包括外界反响强烈的丑恶现象。也包括球员的薪水实在太高等等。遗憾的是，在整治假球、赌球和黑哨等问题上，中国足协始终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也没有成立专门的“专业认定委员会”来判断是否是假球、赌球等。好在公安部门不是不想介入，而是一直在寻找更多更具体更直接的证据，然后通过调查掌握具体的证据，借助打击赌博活动的机会，全面整肃足坛。在2009年8月份开始了一场肃清中国足球毒瘤的大决战。
2010年1月，中国足球的黑暗时代彻底暴露在公众面前，那些参与了假球、赌球和黑哨的人们，每天如惊弓之鸟，等待命运的宣判……
天快亮了？
和假球、赌球以及操纵赌球、商业贿赂等毒瘤斗争，公安部门就像是毛主席说得那样，左手是刀，右手是刀。不法分子恨得遍身刺挠，广大人民喜得全身清爽。
韦迪的上任加剧了喜剧色彩，厚重的希冀和过高的期望几乎要把他压垮。政治利益的驱动和管体制的滞后不能消除之前，不要轻易为中国足球的未来下结论。正义的利剑，刺穿的是假球、赌球、业贿赂等的温床，警示的是后人，净化的是环境，却没有推进阻碍中国足球进步的管理体制的改革。
从南勇等人被依法传讯，以及早就进去的那些足球从业人士的情况看，造成这种尴尬状况的，不是某个人生来如此，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因为企业集团、足球俱乐部等和某些人有着共同的政治利益，在管理体制滞后而缺失监管的前提下，缺乏监督的权力必然急剧膨胀，直至假公济私，最后就是权力寻租，滋生最大的腐败。因此，如何改革管理体制，怎样约束权力构架，消除政治利益驱动的环境，才是真正净化中国足球环境的根本所在。和当初阎世铎、谢亚龙空降足协以及南勇在2009年1月19日正式走马上任时样，韦迪的横空出世，被赋予了太多的历史责任，甚至被当作中国足球乱世之中的救世主。
这很可怕。因为事实证明，中国足球并非是换一个掌门人就能完全驾驭的，百废待兴的中国足球，也非换一个掌门人就能重新辉煌的。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足球真正能够走向市场，按照市场规律和足球规律办事，才能在正确的道路上一路走去，中国足球才有希望。
当一个黑暗时代终结，一个新的时代能否真正迎来黎明，必须找到一个正确的支点。韦迪能否实现这样的变革，才是中国足球能否突破和重生的关键所在。
天真的快亮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