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寒冰、特约记者鲍良报道 国际足球上，提到政府与足球的联系，人们通常会首先想到贝鲁斯科尼和AC米兰俱乐部。但事实上，每次在意大利政府组阁，他都必须辞去米兰主席职务。尤文图斯俱乐部在意大利议会中拥有众多议员粉丝，不过，当2006年假球案到来时，意大利足协和相关俱乐部一样还是遭到了突然搜查和处理，尤文图斯遭到最严厉的处罚。没错，现当今的欧洲足球已经与政府瓜葛很少，而这必须得益于他们已经非常成熟的足球市场，和经过多年发展培育的真正的足球职业化。
在国际上，政府足球同样也曾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真实地存在过。在纳粹治下的德国和意大利，足球是政府大力支持的工具。范围波及到南美、中东甚至非洲，到处都能看到政府在足球背后的影子。而政府足球也并非只是作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象征，客观上正是因为政府的扶持，才让原本落后的东欧和第三世界足球得到了真正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对于足球基础薄弱市场潜力低下的国家，政府足球是实现足球腾飞最好的方式。
在1920年代被全面合围的前苏联，体育被国家机器视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之一。这其中，包括内务部、铁路局、工会、兵工厂和警察部都相应成立了足球俱乐部，并由前苏联政府鼎力支持。这其中，贝利亚主持的内务部势力最盛，他的莫斯科迪纳摩和其后的基辅迪纳摩因此能齐聚前苏联最多的足球人才。正因为深厚的政府背景，让迪纳摩俱乐部一直与代表普通群众的工会势力———斯巴达克俱乐部形成死敌。这种社会主义全民体育体制下的政府足球，在前东欧国家非常普及，前东德时期1980年代垄断联赛冠军的柏林迪纳摩，就是秘密警察头领昂纳克利用政府权威打造的超级军团。同样，罗马尼亚星队的顶级联赛欧洲纪录，也是时任总统长子小齐奥塞斯库任职俱乐部主席期间获得的。正是这种政府足球，为欧洲足球培养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全新的足球技战术体系———康斯坦丁流派和迪纳摩流派，并进而让东欧成为能够与西欧足球分庭抗礼的一极。
这种来自政府垄断性资源的支持，直到东欧剧变后才结束。但在普京推倒了“七巨头”财阀势力后，新的俄罗斯联赛形成了财阀与政府势力相结合的新式“政府足球”。原先由兵工厂支持的泽尼特，现在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宠物。而中央陆军、斯巴达克、迪纳摩和火车头等传统豪门，如今也都有新的靠山。所有的背景来自当地富豪，而这些富豪又有深厚的政府背景。俄超联赛能在短短5年的时间里一跃成为欧洲第6联赛，就与政府和财阀结合的支持分不开。而且，国家机器的全力投入，也是俄罗斯足球经历了十余年低潮后复兴的关键。同样是经历东欧剧变的国家，波兰和塞尔维亚足球就因为彻底失去了政府支持，逐渐被淘汰出欧洲一流之列。
天主教势力在南美社会中的影响力毋庸置疑，而南美政府透过教会对足球俱乐部的控制与支持也就顺理成章。天主教大学、水晶体育、圣母节俱乐部，从智利、秘鲁到玻利维亚，天主教与政府的影子无处不在。教会是南美社会教育、福利与文体运动的基础之一，也正是因为来自教会和政府源源不断的支持，南美足球才能在经济条件恶劣的情况下，始终保持着完整的足球联赛体系和人才基础。
可以说，足球本身不能形成成熟良好的运行机制，或者大环境并不适合足球进行脱离政府的纯粹的商业项目的情况下，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政府足球都必须扮演重要角色，但一旦形成良好稳定高度成熟的足球市场，政府的作用便被渐渐淡化。
韩国足球便体现了这种变化。通过举办奥运会和世界杯，韩国人更加自信。但政府对于申办世界杯的英雄人物郑梦准，也并不打算“网开一面”。韩国人低调地称之为“晦鲜饭店丑闻”的，无非是一个亚洲版的“水门事件”：郑周永(郑梦准之父)单枪匹马参加竞选，为了得到竞争对手的计划，他果断地让自己的第六个儿子带上几个安装工人，在竞争对手即未来的韩国总统公开聚会的地方安装了窃听器。事情败露了，引起了一场重大的政治丑闻。接着便是调查、逮捕。
总检察长听起“来相当生气”。1994年秋天，在郑博士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席之后，韩国对日本世界杯申办委员会发起的进攻达到了第一次高峰，而此次丑闻事件也在韩国变得热门起来。帮凶们被逮了起来，他们供出了世界上最大的造船厂和现代重工集团的首席执政官，是他策划并指使他们做这件事的。在问到郑博士在敏感的、事关大韩民族最大国际利益的事件中(指申办2002年世界杯)所起的作用时，这位检察官解释道：“我是法官，在我这里只有法律。如果对郑博士的指挥被证明属实，那么他必须进牢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