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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长征中参加红军的部分藏族战士
1936年夏天，对于中国革命充满好奇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宋庆龄的联系与帮助下，经西安前往陕北苏区访问。在陕北的采访，不仅让斯诺写出著名报告文学《红星照耀着中国》，还留下了30个胶卷的珍贵图片资料。其中有一张他与大渡河勇士的合影照，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照片拍摄于1936年，斯诺从《战士报》上看到了十七名勇士乘坐一条小船，在船工的帮助下，冒着枪林弹雨强渡大渡河，打开了中央红军北进通道的英勇事迹。斯诺采访了部分大渡河勇士后让别人用他的照相机摄下了他与勇士们的合影。一一对应。现在有人考证，这21个人是16名大渡河勇士和5名强渡大渡河模范特等射手，至于哪个大渡河勇士没有参加采访，也无从得知。
除了斯诺书中记载的故事，我们再也无法知道得更多。关于那个峥嵘岁月的记忆，只能从依然健在的老红军讲述的故事里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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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图/新华社
杜万荣
冒烟的手榴弹四次落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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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万荣近照
91岁的杜万荣豪气逼人，当年他任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连长时，曾在河西走廊死守倪家营子两天两夜。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以后，杜万荣随部队西渡黄河，踏上了九死一生的征程。
“我们刚过了黄河，马匪军就迅速集结，把我们包围在一条山附近。”杜万荣回忆说，“敌人的骑兵黑压压地往上拥，阵地前的尸体一堆一堆的。”一条山，是甘肃景泰县以西的一个比较大的集镇，位于一条起伏的黄土岭上。
杜万荣说：“我们能参加战斗的人员已经不多了，可是战斗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突然一颗炮弹落在杜万荣的身旁，杜万荣感到胸部好像有人在扎针，一股血腥味涌出来。他挣扎着想站起来，又一发炮弹过来，杜万荣感到双脚好像被大棒猛地一击，栽倒在地。
“后来我才知道我在一分钟内被弹片击中了两次。”杜万荣回忆说。
激烈的战斗还在继续。上级命令杜万荣连掩护大部队向凉州方向撤退。
“我们刚占领，敌人抢占炮楼的骑兵也到了。”杜万荣说，“敌人像蛆一样，架着云梯就往上爬。”
杜万荣全连的子弹只有70多发，手榴弹也不多。为节约子弹，杜万荣和几个战士尽量用红缨枪从枪眼里往外捅。
敌人的一颗炮弹把炮楼顶盖揭去了，杜万荣和十几个战士全被炸得血肉模糊，埋在了泥土下面。杜万荣满身是血地从土里钻出来，大声往楼下喊：“喂，小伙子们，谁还能战斗？”
楼下十几个伤员都爬上楼来，看见血肉模糊的战友尸体，大家全都哭了起来。
坚守战从上午一直打到太阳落山，又打到天边露出鱼肚白，杜万荣的连队弹尽粮绝，连三支红缨枪的枪头都秃了。敌人见红军没了子弹，就改变战术，公然站在云梯子上往炮楼里扔手榴弹。
不停地有冒着烟的手榴弹扔进来，红军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一块弹片飞进杜万荣的头部，疼得他睁不开眼睛。接连又有四颗手榴弹落在杜万荣脚下，都被杜万荣扔了出去。
“二、三排长牺牲了，一排长全身都是火泡。”全连能动的只有8人。
天又黑了下来，杜万荣的眼睛被血糊住什么也看不见，只好由一排长上楼指挥。敌人直接跑到炮楼底下喊：“红军娃子投降吧，子弹都没有了，打什么打。”一个很瘦的敌军军官还用指挥刀指着炮楼，公开地指挥着进攻。
“我们连里一个叫老郝的兵，端着连枪头都没有的红缨枪冲了出去，打得敌人乱跑，缴了一支大盖枪，还抓回一个胖家伙。”杜万荣说。
楼上的枪声又复活了，杜万荣和战友们用缴来的大盖枪、炸塌下来的砖头、秃头的红缨枪坚守着炮楼，直到深夜。
突然间，敌人阵地上枪声大作。杜万荣说：“我们一听就高兴起来，那是红军的枪声。”一排长提着大盖枪呐喊着冲出去，刚好撞见那个很瘦的军官，一刺刀就把他捅翻在地，夺过了他腰上的二十响盒子枪。
当敌人阵地上的枪声戛然停止，一群人向杜万荣走来，最前面的是30军政委李先念。耳朵听不见、眼睛看不见的杜万荣紧紧握住李先念的手，呜咽得说不出来话来。
“李先念政委命令我们263团撤离阵地，又让264团把红旗插在这个英雄的阵地，接替我们继续守卫下去。”杜万荣说。
文/新华社记者 黎云
袁林
“战友们都叫我‘袁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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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林近照
1930年4月，17岁的江西永新县人袁林，成为红20军的一名号兵。
“长征路上，我被战友们戏称为‘袁破坏’。”袁林说，“破坏”，其实就是指瓦解敌军的工作。
“当破坏干事，经常要在阵前喊话。”袁林说，在一次攻城战斗中，他利用废墟作掩体采用游击式喊话，东边喊几句又跑到西边叫几声，一会儿在街中心叫，一会儿又在街尾喊，气得城墙上的敌人嗷嗷直叫，用步枪、机枪胡乱扫射，“后来，敌机来了，差点把我炸死。”
最令袁林难忘的，是那些被留在路上的战友们。
老鸦山战斗后，10团政治部主任杨勇把安置伤员的任务交给袁林。“当时，部队规定，团以上的伤病员不能行走，可以坐担架随部队行动；营以下的伤病员不能行走，一律寄留在老百姓家中养伤治病。”
重伤员们集中在民房里，没有呻吟叫喊，而是满脸忧愁。一位腿受伤的伤员对袁林说，“我的双手还在，还能开枪……”
还有一位张干事，托袁林带一封信给杨勇，希望随部队长征。“杨勇看完信后，哭了，对我说，让他跟着部队走吧，我有一副担架。当时，杨勇的腿伤还没有好。”
1935年4月底，袁林带队沿途收容伤病员和掉队人员。
“第一天就收容了6个重伤员。”袁林说，第四天，伤病员就增加到24人。
“粮食吃光了，药也没有，重伤员的伤口开始化脓。我不得不把6个重伤员寄留在老百姓家里。”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活下来。”老人说，“这是我一辈子难以放下的心事。”
过草地前，袁林调到毛儿盖的红军大学学习。“红军大学是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新成立的，这一期学员有200多人。”
过草地时，有一天天亮后，袁林发现不远的一个自制帐篷里，4名战士僵卧不醒。“不知是饿死的，还是冻死的。”
“走出草地后，我们这些‘大学生’个个发长脸黄，有的身着单衣单裤，有的长衣短裤打绑腿，有的光脚穿布鞋或草鞋，有的光着脚丫。”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很快就进行了西征和东征战役。袁林一直作为破坏干部随军作战，曾单枪匹马混入敌人占领的城里，也曾冒险与敌人阵前换信。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徐壮志
苏力
8岁女童在草地上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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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近照
“走完了，我还不知道是长征。”71年前，踏上漫漫远征路时，老红军苏力还只是一个小女孩。
苏力1岁时，父亲去世。体弱多病又抽鸦片的母亲迫于生计，在女儿7岁那年把她卖给地主当丫头。
“那家人好狠，常把我绑在凳子上猛抽。”苏力的额头和左手上至今还留下被刀砍的印记，“我逃跑了5次，都失败了。”
1934年秋，红四方面军来到苏力的家乡四川省青川县。“大人说，红军是土匪、杀人犯，专干伤天害理的事。”
“我躲了两个月。”苏力说。
后来听说红军是专救穷人的部队，里面全是像她这样的穷苦人。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她和两位比她大的丫头偷偷下山，想当红军。
然而，身材瘦小、衣衫褴褛的苏力连续去了四趟红军被服厂，都被拒绝了。“红军大姐姐说，我太小了。”
“第五次，红军大姐姐可能是被我的诚意打动了，问：‘小妹妹，你会干什么？’”几十年后，苏力对当年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当时，我看见大姐姐手中拿着没做好的红军服，灵机一动说，我会钉扣子。”
“我当场就钉好了几个扣子。”苏力说，“大姐姐脸上露出欣喜的笑容，说：‘小妹妹，你很能干，明天来参加红军吧。’”
就这样，红四方面军31军被服厂多了一位年仅8岁的“小小红军娃儿”。
几个月后，苏力随部队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过了好几年，我才知道那就是长征。”
长征头一个月，部队都在躲避国民党飞机的轰炸，看见成批战友倒在血泊之中，“我没有恐惧，只有愤怒。”
在一次敌机猛烈轰炸中，一颗炸弹在苏力身边爆炸，她昏死了过去，“我醒后发现身上压着一位大姐姐，我满身是血，但没受伤。这是大姐姐的鲜血，她已经牺牲了。”
苏力含泪把那位姐姐残缺不全的遗体简单埋在了一个沟谷里。
“我不记得轰炸是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救我的姐姐叫什么名字。”一直以来，苏力都生活在愧疚中，晚年尤甚。
后来，红军给养缺乏，被服厂解散了。
1935年5月，苏力被编入妇女独立团，给团长张琴秋当通信员。
“她好厉害，很威风。”能在这位赫赫有名的巾帼英雄身边工作，小小的苏力激动得连续唱了3首刚学会的红军歌曲。
“可是，我却没能完成张团长交给的第一项任务。”苏力至今懊悔不已，“她让我把一封很重要的信送给60里外的一个人，我赶到那个地方，没找到那个人，我知道信的重要性，连夜赶了回来。”
苏力说，草地最艰苦，“我不知道是三过草地，我以为草地就有那么大。”
“在草地中行走，必须寻找比较坚实的草根。一只脚踩上草根，另一只脚必须赶紧再往前面的草根上踩。”苏力说，自己人小身轻，踩草根比大人们轻快，从没陷进过泥潭。有时，踩到一块坚实的草根，她还会在上面跳一跳，“吓得大人们连连警告：‘危险！当心！’”
“为了让大哥哥大姐姐缓解行军的疲劳，我多次在草根上‘跳舞’，还做着各种鬼脸。”苏力说，解放后她才知道，草根上“跳舞”不但没让大哥哥大姐姐们开心，反而增加了他们担心，苏力和另一位比她大不了几岁的女战士掉队了。
“一位红军大哥哥发现了我们。”苏力回忆说，走着走着，她就没了力气，红军大哥哥二话没说就背起她。“饿了，大哥哥拿出仅有的一点粮食给我吃；渴了，小姐姐拿出自己的水给我喝，她的水也很少。”
“这位大哥哥只有十八九岁，我记得他姓刘，四川人，个子长得好高。”苏力说，赶上部队后，他跟着前面的作战部队走了。“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大哥哥，也不知他有没有我这么幸运，活到今天。”
文/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