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个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在1924年7月正式成立，之后，作为被国际奥委会认可的中国奥委会，派员参加了上世纪50年代前的三次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是中国体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中国人自己组织体育赛事，自己管理体育运动由此开始。然而，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与中国体育遭受的一次沉重打击密不可分。
沈嗣良不变只有死路一条
记者 黄卫 摄影 杜建雄
城市快报
5月28日，日本门司港。参加完第六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男选手们乘榛名丸离开了这个伤心的地方。没有了来时的欢声笑语，大家都在静静地沉思。著名的圣约翰大学体育教授沈嗣良坐在舱室内，低头写着对这次运动会的总结，这是一次彻底的失败，输得让人感到无地自容。
体育比赛，胜利者是当然的英雄，失败者又何尝不是英雄。许多胜利者也是经过多次失败、多次奋斗才获得成功。中国现代体育，如同一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在挫折中奋起直追。1923年5月26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参加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上，竟然以只得十几分的成绩名列最后，相对于日本与菲律宾，相差了有100多分。除了足球获得第一名、篮球居于第二以外，田径项目一败涂地，没有一人进入前三名。在前五届远东运动会中，中国运动员的总成绩多次名列团体第二位，且与第一位的成绩相差不大，并且在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夺得第一。中国代表队的这次失利，极大地触动了中国体育界人士，有识之士经过反思后提出，中国体育是到了改革的时候了，否则将会迎来再一次的失败。
舱室外响起几声敲门的声音，征得主人允许后，裴国雄推门走了进来。这位来自《申报》的记者是本次大会中国代表团唯一的随行记者，与沈嗣良都来自上海，彼此十分熟悉。看到沈嗣良正在写着什么，裴国雄赶忙向沈嗣良道歉。沈嗣良摆了摆手，问道：“老裴，是不是又来套什么新闻来了？”“哪里，哪里，就是随便聊聊，想听听您对此次我国代表团失败的见解。”裴国雄说道。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事情”沈嗣良说，“我看中国体育要有突破，必须要从根本上做转变，现在的搞法肯定行不通。至少，要从三个方面有所转变。”“是吗，请先生说说，到底要怎样改变目前的状况呢？”裴国雄立时来了兴趣。
“我觉得首先是政府要提倡鼓励体育运动，不能再像现在这样不闻不问，要鼓励社会各界赞助体育活动，奖励体育选手。我国现在的体育活动只在少数学校、青年会中举行，政府没有经济赞助，提倡运动当然不广；而社会上的人士对体育又不热心，也不出资。反观这次日本、菲律宾取得的成绩，与其本国社会各界提倡赞助体育有很大关系。许多日本的商人出资购买竞赛奖品，虽然花钱不多，但却能刺激运动员的拼搏精神。这次比赛时，日本在田径上的飞速进步，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成功。我国现在急需这样的提倡与赞助，让运动员感到社会的重视。
第二，我国现在没有体育领导机关，举办运动会都要靠外国人负责组织，而外国人对于中国体育现状又没有过多的了解。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名义上是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但和地方的联系并不多，中国人的体育，应该由我们中国人来组织开展，现在是到了成立一个真正的全国性体育机构的时候了。如果这个全国体育机构能够组建，将来学校、青年会以及各种体育团体都可以加入进来，作为成员单位，那样，我们的体育活动推广才真正体现全国性。另外，我发现日本、菲律宾的选手选拔非常广泛，他们中有的是商人、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工人，但只要是符合条件的业余运动员，都可以代表国家参赛。但我们的选手只是学校的学生，不但训练强度不够，而且差距与人家也在逐渐加大，我们最好的田径选手在比赛中连前5名都进不去。所以，我们的选手也不应该只从学校中挑选了，只要是有才华的青年，都应该吸收到代表队来。
最后一点，我们参加运动会不能再仓促上阵了。这次远东运动会在5月21日开幕，而我们的选拔赛在5月11日才开始，匆忙的选拔，选手们还没有经过系统训练就开始比赛。政府没有资金支持，运动员们只好乘四等舱渡海远行，一路颠簸劳苦不失败才怪。所以，以后参加大赛，我们的选拔赛至少在两个月前举行，让入选选手们有充裕的调整时间。至于旅途的条件，也应该尽量舒适一些，不使运动员竞技状态受到伤害。”
沈嗣良的这番话客观地分析了这次失败的真正原因，不由得裴国雄连连点头称是。回到国内不久，《申报》刊登了裴国雄的文章———《补救远东运动会失败之办法》，将沈嗣良的这3点意见和盘托出。这篇文章犹如在平静的湖面上投入一颗石子，在中国体育界激起一片涟漪。
各方动员
体育协会呼之欲出
1922年4月3日，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在北京青年会会所正式召开成立大会。该会职员共9人，其中3名是外国人，张伯苓任会长。在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前，该组织实际上起到了领导全国社会体育的作用。但这个全国性体育组织有着先天不足的问题，虽然张伯苓任会长，但真正组织实施体育活动的却是几个外国职员，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书记葛雷博士是实际的负责人。另一方面，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联系的体育团体只限于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会员，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开展的体育比赛只限于在学校和青年会之中，社会上的人士无法参与。这也就难怪以学生军为主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在远东运动会上为何总是失利。但在前五届比赛中，中国至少保持了总分第二，不像这一次一败涂地。
对于中国运动员的失败，国内人士给予了充分的理解，并没有对运动员进行冷嘲热讽。当运动员们抵达上海港时，数千名热心体育人士到码头迎接。在由上海总商会和精武体育会等14个团体举行的欢迎会上，上海体育界人士曹慕管大声疾呼：“失败之英雄，更值得尊敬，更让人能够永远记住。英雄为何失败，责任不在你们本身，怪就怪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政府对于运动员出国比赛没有资金支持，学校又不是训练运动员的专门场所，如何让我们培养好的运动员。政府必须重视体育，为体育投入设备资金，才能免于一败。这次远东运动会的失败，不是你们对不起国家，而是国家对不住你们。”
葛雷博士作为代表团的干事，对中国此次日本之行，进行了简单回顾。对于失败，葛雷博士归纳为3个原因：一，政府社会提倡不力；二筹备时间过短，使运动员未能发挥出原有水平；三，运动员没有长期训练。但是，葛雷博士对于中国舆论反响最大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管理体育没有正面回答。
变革并没有因葛雷博士的避而不谈而结束，刚刚回到国内几天，沈嗣良与参加远东运动会各个地方体育选手负责人联合上海体育界人士举行秘密会议，对这次远东运动会的失败进行分析。同时，经过与会者的广泛讨论，认为是时候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全国性体育组织了。于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雏形———中华体育协会筹备处在1923年7月成立，卢炜昌、戈公振、陈公哲、郝伯阳、侯可九、裴国雄、马西民等7人作为执行委员负责组织筹备。
按照委员们的设想，中华体育协会应该在这一年的10月7日正式成立。然而好事多磨，到了开会的时候，从全国各地前来的代表只到了40多人，许多答应前来的代表不知什么原因没有露面。面对这一情况，筹备委员们只好将这次会议改为筹备会，成立时间被无限期推迟。
武昌全运会
体育协会备受关注
转年又是春来到，1924年的5月即将迎来中国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大会的地点选在湖北武昌。作为这次运动会的发起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书记葛雷博士还不知道这是他在中国发起主办的最后一次运动会。尽管遭受了远东运动会失败后的指责，但他始终认为自己并没有过多的错误。其实，许多中国体育界人士对他的职责也有不同的观点，上海圣约翰大学体育教授蒋湘青指出：远东运动会的失败，大半是由国人不负责任所致，若归罪于葛雷博士一人，似欠公允。
尽管失利的原因并非葛雷博士一人造成，但国人心中自己办体育的精神已经开始发芽。1924年3月，一场由香港南华体育会发起的抵制活动，差一点使得武昌全运会夭折。香港南华体育会在发给中华体育协会的信中指出：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为什么自称是全国体育领导机关，联合会成立时为何没有请全国的体育团体参加，它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国体育领导机构。况且联合会的具体事物由葛雷博士等外国人管理，如果我们参加这次大会，这不就是承认联合会是合法的组织，我们要听命于他们了吗。南华体育会认为，现在中华体育协会正在筹备，不如以体育协会的名义向全国体育团体发出号召，抵制这次运动会，并举行协会成立大会，选举出中国人自己的提议领导机构。南华体育会的提议得到了广东体育界的声援，许多团体发出声明要抵制此次大会。这一来，打乱了体育协会原来的计划。体育协会本想借全运会的机会，联系各地体育界人士，在武昌召开成立大会。但如果这么多团体抵制，参加运动会的代表肯定会大大缩减。那么，全国性的代表性就不具备，中华体育协会怎么能代表各方的意见。
关键时刻，武昌运动会委员会出面解开了这一难题，武昌运动会委员会向全国各体育团体声明说，这次大会的组织，都是临时性质。联合会是发起者之一，并不是由他们领导，全国的体育团体都有发起筹备的权利。而体育协会与葛雷博士接洽后，葛雷博士表示，中国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办理，外国人仅仅是一个顾问而已。如果中华体育协会在此成立，将来所有有关体育的组织权，当然由体育协会负责。得到葛雷博士肯定的答复，体育协会与其他各地的体育团体终于达成共识，第三次全国运动会如期举行。本次大会，除少数项目的裁判长由外国人担任外，中国体育界人士担任了大多数领导职务。因此，这一届运动会也被称为我国自己主持全国竞赛的开始。
体育当家人
共同协进谋进步
1924年7月4日晚8点，南京东南大学化学教室中迎来了一批校外客人，这些操着南腔北调的客人，完成了中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体育协会基础上、由中国人领导的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当时名称为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宣告成立。
在摇曳的灯光中，来自国内十个省的代表推举张伯苓为主席，沈嗣良为总干事。董事会由张伯苓等9人组成(后来人数逐步增加)，全部是中国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外国人手中收回了体育主权，外国人控制中国体育竞赛活动的历史已宣告结束。在成立大会上，代表们将全国体育机关划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区域，即华东、华西、华南、华北、华中五大区域，各区负责组织当地的体育赛事。遇有国际比赛，由体育协进会出面组织。为了保持协会的公正性，代表各方利益，协进会章程规定所有提议必须经过三分之二代表同意方才生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主要工作是：筹办全国运动会，选拔与组织运动员代表中国参加国际体育活动；审编各项运动规则，审订全国田径、游泳最高纪录；出版体育刊物；协助各地体协组织进行活动；解答各有关运动裁判及疑难问题等。
大会成立之初，曾经有三个名称(中华全国体育联合会、中华体育促进会与中华体育协进会)让与会代表争执不下，在使用中华体育联合会名称不久，便正式改称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使用“协进”二字，特为表明中国体育界同心协力，谋求体育进步的含义。中国体育界从此不再是各自为战，而是同心协力，为了国人的自强而奔走呼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