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财大气粗”的人来说，“钱多”就是话语权似乎天经地义。如果有人拿了钱却不听话，会是怎样的心情？
前几天，美国白宫国家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ONDCP）便向美国国会递交了一份报告，建议美国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断供”。报告认为，美国政府作为给WADA提供资金最多的国家（地区）政府，却没有在组织中得到相应的权力和地位体现，这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面对 “断供”的威胁，WADA选择了与ONDCP“正面刚”。在新闻官率先对这份报告进行简要驳斥后，WADA主席班卡向ONDCP主任詹姆斯·卡罗尔写了一封亲笔信，像老师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对报告中的不实、不准确以及故意遗漏或忽视的地方逐条进行批驳。原本19页的报告，经WADA改完变成了足足46页之厚。
针尖对上了麦芒，但这场美国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纠葛，远不止是钱的问题。
威胁
6月24日，通过《华盛顿邮报》、路透社等媒体，ONDCP当月早些时候向美国国会递交的这份报告被公之于众。简要概括一下报告的大意是：给WADA的钱都到位了，咱们还是说不上话，以后要还这样就不给钱了。
ONDCP递交的报告截图。
WADA的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渠道，其中一半由国际奥委会等体育运动组织负担，另一半则出自世界各国家（地区）政府。报告指出，2020年WADA的预算大约在3740万美元左右，美国政府在其中贡献了271.4744万美元，占政府所负担部分的14.5%，比例最高。
而报告中“美国并未在WADA中得到与资金付出相匹配的地位”的说法，依据则是：在WADA两个核心部门中，美国籍委员人数过少。这两个核心部门，一个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基金会董事会（WADA Foundation Board）。这是WADA的最高决策部门，由38名成员组成，除独立的主席（班卡）和独立的副主席（杨扬）外，其余36人有18名来自体育组织，另外18名来自世界各国家（地区）政府。这其中，美国占1个席位。
另一个核心部门是世界反兴奋剂执行委员会（WADA Executive Committee）。这是WADA的最高政策制定部门，目前由12名委员组成（2021年纳入两名独立委员后将达到14人），除独立的主席（班卡）和独立的副主席（杨扬）外，来自体育运动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委员同样各占一半。董事会将资产管理在内的WADA日常管理工作委托给执委会，执委会向董事会报告工作。这12人执委会中没有美国人。
董事会19名政府代表中占1席，比例为5.3%，更为核心的执委会中1人都没有，“在公平竞争、保护干净运动员，以及参与决策的话语权等方面，美国纳税人长期以来的付出需要得到肉眼可见的回报，”报告显得“痛心疾首”。
听上去还挺委屈，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反击
“难道美国人民会答应，让所有美国国会议员都来自最有钱的那个州吗？”24日当天，WADA就展开反击，指出报告中“多交钱就应该有更多席位”的说法压根站不住脚，倘若真如此，将会使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在组织中有一席之地，从而难以维护所有运动员的利益。
WADA新闻发言人进一步表示，这份报告中包含了太多不准确、偷换概念甚至错误的地方，从而导致误解，“非常遗憾的是，这份报告没有事实作为依据，是对WADA的蓄意抹黑”。
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卡。
26日，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卡致信詹姆斯·卡罗尔，对ONDCP这份报告中的每一处不准确、错误、有意忽略或存在误导之处进行了“精确打击”，并用红笔精心“批改”。这份报告的不准确之处实在太多，以至于经WADA“批改”后，19页的报告变成了48页。大概的画风如下：
美国：我们是交钱最多的！
WADA：不，你不是。
WADA表示，ONDCP报告中关于美国负担的金额及比例的数字都是正确的，然而不幸的是这并非完整真实地展现了各国家（地区）的贡献。
WADA指出，美国的270万美元只是对WADA核心预算的资助，核心预算对于WADA完成使命的确重要。然而除此之外，还有大量重要的额外开支来自于各国家（地区）的贡献，用于WADA进行调查、研究及运行等等，然而这些开支从未在ONDCP的报告中有所体现（别只把你自己那块算进来）。2019年，这些额外开支达到了360万美元，主要来自于加拿大、中国、日本和波兰等国。如果将全部贡献都算在内，近两年资助WADA最多的是加拿大，而非美国（你不是交钱最多的）。此外，WADA本身无权决定各个政府所负担的份额，这是由各个政府多年前商定的。
美国：董事会里只占比5.3%，执委会里一人没有，我们的人太少了！
WADA：你自己不去参选，那能怪谁？
首先，WADA表示5.3%的数字是一种误导。WADA指出，像联合国安理会等国际组织一样，一国政府在WADA基金会董事会中最多只能占据一个席位，因此席位占比的说法毫无意义。
就执委会而言，首先主席和副主席都是独立委员，以副主席杨扬为例，虽然杨扬来自中国，但她的身份是独立副主席，而并非中国政府代表。事实上，这位冬奥会金牌得主也从未在政府部门中任职。
剩余10名委员中，体育运动组织和各国（地区）政府代表各占5席，双方均无权干涉对方。来自体育运动组织的委员仅代表该组织，与国籍无关。在政府的5名代表中，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和美洲5大洲各分1席，并由各大洲自行选举代表。
目前的执委会构成中，美国并未有代表位列其中，这是事实。但首先WADA并不参与各大洲代表选举的决策（不是我不让你当的）。更重要的是，据WADA掌握的信息，今年2月，美洲国家在厄瓜多尔召开会议，商讨包括未来两年WDAD董事会和执委会代表人选等反兴奋剂工作问题，然而美国并未参会以谋得席位（不去参选怎么能当选）。2020年，美国政府甚至未提名任何人参选WADA各下设委员会的委员（……）。
美国：我不管，我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就是低了！
WADA：你不是数学不好就是装糊涂。
事实上，美国在基金会董事会和执委会两大核心部门中的影响力远比其“楚楚可怜”的描述要大得多。WADA表示，自1999年建立伊始，美国便始终是基金会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全世界只有极个别国家能实现这一点。除美国外所有的美洲国家和所有欧洲国家都未能连续21年均位列最高决策部门之中。
另外，尽管执委会中目前没有美国委员，但过去14年中，美国有一半的时间都是作为美洲国家代表出现在执委会之中，远超其他41个美洲国家。在WADA下设的15个委员会和专家组中，来自美国的代表人数每年均在增长，目前，共有11名美国代表在各委员会及专家组中任职，人数高居榜首。
以上仅是WADA“批改”中的一小部分。信的结尾，班卡表示，自己始终坚信美国政府在维护干净体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我由衷希望我们能够一起合作，携手向前，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使WADA不断遭受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这样对推动全球的反兴奋剂工作毫无益处。”
其实，这份报告之外，无论是WADA还是美国都清楚，交多少钱、有多少人，远非这场纷争的唯一话题。口舌之争的背后，另一个“战场”的较量暗流涌动。
暗战
尽管格雷戈里·罗琴科夫已在美国隐居多年，但这位前俄罗斯反兴奋剂国家实验室主任的名字，至今仍在这一领域若隐若现。
2014年底，罗琴科夫的“爆料”揭开了俄罗斯运动员系统性服用兴奋剂的问题。去年年底，以他名字命名的《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在美国众议院通过，并于今年3月得到了美国参议院商务、科技与交通委员会的支持，接近最终出台。
《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一旦出台，将允许美国司法对于世界上任何涉及美国运动员或有美国运动员参加的体育赛事中的兴奋剂违规行为实行长臂管辖，指控其中的违规人员，其中最高可受到100万美元罚款和10年监禁的处罚。该法案既包含有美国选手参加的国际比赛，也涉及接受在美国经营业务的企业赞助的赛事主办方等等，覆盖范围极广。该法案一旦通过，将极大影响并阻碍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等国际体育组织的正常工作，因此，WADA对于美国出台该法案始终表示反对。
在ONDCP的报告中，一大指控便是WADA改革乏力、治理能力不足，对于俄罗斯兴奋剂案件的处罚力度不令人满意。有媒体分析认为，这些说辞同样是“有的放矢”，将WADA的治理水平形容得越低下，出台《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就越高。罗琴科夫的律师瓦尔登更是直接声称，“WADA的无能不仅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财，更让我们的对手可以通过贪腐等手段欺压我们的运动员和我们的体育公司。”对于WADA来说，这不仅是一场名誉之战，更是一场全世界反兴奋剂工作领域主导权的争夺。无论是《罗琴科夫反兴奋剂法案》，还是与之“配合”的ONDCP报告，都是美国伸出的“触手”之一，不断尝试着对于全球体育领域的控制与影响。讽刺的是，对别人不吝重拳出击的美国，却欠缺些反躬自省。去年底，WADA公布了2017年的兴奋剂违规报告，在总共1804次兴奋剂违规中，美国占据了103次，高居第三位。
在“断供”“退群”之类的喧嚣中，还体育一方净土，别让“长臂”四处染指，这是对体育人、体育界应有的尊重。国际体坛是个大家庭，国际奥委会、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以及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各国家（地区）奥委会均发挥着各自的重要作用。国际体坛的有序运转和良性发展，需要全球参与、共商共治。
中国是奥林匹克运动坚定的参与者、奥林匹克精神积极的弘扬者，成绩有目共睹，广受赞誉。这不仅在于中国选手出色的赛场表现，深度参与国际体育事务，推动体育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独特作用，让更多专业人才积极融入国际体育组织，贡献智慧和力量，发挥建设性作用，这样的努力，同样展现着中国体育之于国际体坛的价值。
本期编辑：孙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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