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梁璇
身材并不魁梧、面庞清瘦、声音尖利而且不停地清着嗓子，除了蓝衬衣、毛背心和黑西装的“标配”增添了几分“官相”外，熊倪还是运动员时的模样，只是梳理整齐的头发中间，花白的部分十分显眼，“我已经很少看跳水了，技术难度啥的恐怕都解读不了了。”
作为奥运4朝元老，手握3枚跳水金牌的熊倪早在2001年退役后就过上了生活向左、跳台往右的日子——益阳挂职两年任朝阳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2004年6月担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院长、2007年1月被正式任命为湖南省体育局副局长，成为湖南省最年轻的副厅级干部。从单纯的运动队转战复杂的官场，告别“换个游泳裤就可以比赛”的生活，熊倪曾坦言：“做运动员的时候非常自我封闭，但做领导需要更多的知识面，需要去了解这个社会，对自己是个不小的考验。”多年过去，考验仍在继续。
“以体操为例，第12届(湖南)省运会是146人，上一届是167人，从第9届的400多人到现在的146人，说明青少年业余训练参与人数在进一步下滑。”主管业余训练的熊倪，对相关数据总能脱口而出，有些不太常提及的数字，他便会偏着头，眼睛斜向左上方，一副“正在搜索”的样子，然后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甚至还有投机取巧的现象。”熊倪皱着眉继续说，他曾听闻一个案例，有一个运动员代表9个省市参加省运会“发了一笔小财”，在他看来，弄虚作假使基层业余训练的环境进一步恶化，人才储备的问题便更加棘手，至于根源，熊倪翘起一边嘴角说：“我是亲身经历过的，知道其中的艰辛”。
“原来在北京，吃饭对于我们这些从吃辣的地方来的运动员常常是种折磨。”熊倪回忆起在国家队训练的日子，家里人带去的湖南腊鱼就着刚出锅的面条，“常常能招来一层楼的人”，可惜“只能冬天带，夏天味道受不了”。即便这样，在那个年代，运动队各方面的条件也总让人羡慕，“家里没什么舍不得，反而觉得能谋个出路。”可时过境迁，现在面对一桌家乡菜的熊倪，饭量早已不如往昔，如同体校的训练环境较过去有了很大改善，在独生子女政策、运动员就业安置不明等背景下，家长和学生面对职业运动同样兴趣索然，“尤其高考取消了体育特长生的加分，家长就更没热情支持了。”
熊倪曾是中国跳水三米板的领军人物，但自他退役后，仅有王勃、何冲和秦凯等人涌现，至今何冲和秦凯依然是担纲的老将。面对老本行“人才断档”的问题，熊倪表示，跳水作为优势项目，起码还能享受举国体制的优势，但一些职业化要求很高的项目，人才问题会更加突出，“我拿足球举例，1996~19997年全国有将近60万足球人口，2012年只有两万，我们总说全国有13亿人怎么选不出13个人，但要看真正参与项目训练的人口，而不是拿总人数去衡量。目前，日本已经接近100万。”
在脑海中总是递减的数字面前，“出路”是熊倪认定解决“断粮”的关键。“过去政策安置，现在货币买断。”运动员在运动场上消耗的青春，由换取一份稳妥的工作变为了根据运动成绩、年限以几万元或十多万元被“买断”的结果，“练了十几年也耽误了学业，这就是要集中力量去解决的问题。”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体教结合被熊倪视作“势在必行”，“一定要和正规的小学、初中合作，不要让孩子从小就进入准职业的环境，很多项目有10%的人出成绩已经很好了。比如当年，五六十个人练跳水，进省队就3个人，进国家队也就我一个，最后拿金牌的……”
当年早于熊倪进入国家跳水队的，还有一名湖南运动员。1980年开始练习跳水的欧阳波是熊倪的“师兄”，但在优中选优的国家队，欧阳波最终黯然离队回到衡阳成为一名跳水教练，“从1990年建队，湖南的所有跳水比赛我们没排过第二，至今20多年依然保持第一。”未能圆自己的奥运梦，欧阳波把希望寄托在这支“梦之队”。但随着2001年衡阳市体育场被拆迁，衡阳体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滑坡，“当时熊倪决定帮助跳水，帮助衡阳。”2003年，熊倪跳水学校的牌子在衡阳竖了起来，是师弟、又是领导，欧阳波面对熊倪酝酿了很久，说道：“熊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牌子搞砸的。”熊倪则回答：“怎么还没搞就从搞砸的角度理解，应当发扬光大才对。”而体教结合的萌芽便从此刻种下，“熊倪跳水学校已经成了衡阳不少学生放学后的第一站，配套的幼儿园让家长放心把孩子交给我。”欧阳波陷入了回忆。
2003年，还有一件事情让熊倪“挂名”，《西游记》20周年大聚会曾邀请熊倪出席——当年《西游记》剧组，由于缺少群众演员，中央台就从体操队、跳水队以及杂技团选了一批小演员，穿上特制的“毛衣”，戴着面具扮演群猴。其中一只“小猴”就是熊倪，“当时戴着面具，在花果山打打闹闹，看起来都一样，根本找不到。”谈起过往，这只当年的“小猴儿”有些羞涩。
本报北京11月2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