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棋禅一味
人物档案：
杨志存，男，生于1951年，河北乐亭人。毕业于电大新闻学专业。任职于长沙市工人文化宫，国家级围棋裁判，湖南省棋类协会副秘书长。1972年起从事围棋教学、竞赛、宣传工作。1982年创办湖南第一个少儿围棋班。多次担任全国、省、市围棋赛裁判长。著有《聂卫平马晓春争霸1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先后10次为1995—2004年版《中国围棋年鉴》撰写《中国围棋综述》。撰写发表围棋文字500余万字。
一、初涉围棋
何：杨老师，您是湖南围棋半个世纪的见证人，很想了解一下您自己的围棋经历，同时也包括湖南的围棋。首先问一下您是哪一年出生的？
杨：我是1951年1月12号，阴历是1950年，属虎。
何：您父母亲都是做什么的？
杨：我父母亲现在不在了。父亲生前是知识分子，1938年时，他是教员，冀东暴动以后，就参加了共产党，算是个老八路，但是我姥爷是长工，母亲是文盲，从小是童养媳。我父亲家里出身是大地主，一个有文化，一个没文化，这两个人结合了，就产生了我呀。（笑）
何：您父亲那个时候做什么工作，解放以后又做什么？
杨：抗日的时候，我父亲一直在部队里。后来在河北省赤城县担任县委书记，接着又到宣化县当县委书记，后来重新入伍，在华北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任当宣传部副部长，南下来到长沙黑石铺工程兵预备学校任副校长，从那里转业以后，就到了湖南省宜章县瑶岗仙钨矿当矿长，再到株洲冶炼厂当厂长，然后又调到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任副院长，是正厅级干部，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到退休。
何：您出生是在长沙吗？
杨：我出生是在河北省张北县。
何：多大到长沙来的？
杨：我是1955年，5岁来长沙的。
何：学围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杨：学围棋就特别有意思，我学围棋是在1965年，那时候还没开始文化大革命。当时我在长沙五中（雅礼中学）念初中一年级，班上有个叫蒋振华的同学拿出一个他自己做的很简陋的围棋与外班同学玩，我看到之后很好奇，同学邀我一起玩，当时觉得这个挺有趣的。学会以后没多久，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然后跟这位蒋同学就失去了联络。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讲，挺有趣的。那时有红卫兵，这大家都知道，毛主席的红卫兵，我呢，就属于湖南省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当时发起就是在雅礼中学，我那时候做宣传，因为我画画比较好，当时的志向没有其他，是考美术学院，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请我画毛主席像大幅像，抬上街游行。
何：那个时候您是读初中还是高中？
杨：那时候我读66届初中，正好初三。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红卫兵“破四旧”，是造反派，但是没过多久，大概半年以后，我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就被打成了保守派，从此我就逍遥了，就趁着这个机会下围棋。我1966年时下围棋下疯了，没日没夜的。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我父亲已经变成了走资派，我从红五类一下子变成了黑七类，就不可能去参加政治运动，这样我就有时间了，当时主要就是下围棋和打篮球。
在湖南的围棋圈，最开始认识梁鹤年，他的老师是郑定远，郑定远是一师的函授教师，同时跟郑定远一起的还有张名世，张名世也是我们省里的一个老前辈，水平比郑定远要差一些，张名世是我和杨云杰的老师，所以我和杨云杰是师兄弟关系。我最开始认识梁鹤年，他比我小一点儿，长沙市有几个下棋下得好的，我们就约着到其家里下棋。当时我下不过梁鹤年，他大概可以让我三个子，让杨云杰两个，那个时候梁鹤年在长沙市一枝独秀。他下面就是杨云杰，曾学初，还有易向凡等强手。
后来长沙市的中学中间开展了一些自发活动，这些学校之中都有冠军嘛，像杨云杰就是十二中的冠军，梁鹤年是一中的冠军，我是五中（雅礼中学）的冠军，这些学校的冠军就经常在一起切磋，就这样互相促进、互相提高。除此之外，我还有一条途径提高，当时我父亲单位有个图书馆，图书馆里就有上海的《围棋》月刊，看了《围棋》月刊上面的很多围棋知识，这样进步就很快。所以跟杨云杰最开始起码也有三、四个子差距，后来一度到自认为约差两个子了。但是，长沙市就没有官方组织围棋比赛，水平认定难得一致。这个时期，我正好有一个机会，就是通过招干，录用到东区革命委员会（人民政府），刚好从事体育工作。
何：那个时候您中学毕业了吗？
杨：毕业了，毕业后又下了乡到河北完县腰山公社南腰山大队当知青。
何：下乡去了几年？
杨：将近两年。
何：下乡的时候您还有下棋吗？
杨：下乡的时候没有，因为下乡的时候没人下棋，但是我把围棋书带去了，从那里回来以后在长沙又继续下。当时那个地方待不下去的原因主要是保定地区还在搞武斗，没办法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先是到一个汽车修理厂，他们中间没有人会下围棋。后来我就走到社会上，这样就跟前面连起来了。经常去张名世老师家里，那个时候张老师教我们一分钱不收，不光不收钱，你到他家去下棋他还非常高兴，师母还做饭给我们吃，因为那个时候确实下棋的少年太少了。后来为什么我来组织这些活动呢？主要是我老师张名世建议的。因为当时我进了东区政府，并且搞体育工作，有了这样一个有利的位置，张老师就说：“小杨，你不要走职业棋手这条路，你呢，就是要搞组织，现在我们整个湖南缺这么一个人，你呢，这个工作位置好，你就把这个活动好好组织起来，比当个棋手作用大得多。”当时我听了张老师的教导，就集中精力组织围棋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应该1971年吧，长沙市的围棋活动就是由我来组织的。
二、振兴湖南围棋
何：1971年那个时候您已经参加工作了？
杨：已经参加工作了，在东区革命委员会（现芙蓉区人民政府）体委，当时不叫体委，叫文化科，我是文化科的体育专干，后来文化科和体委分开了，一个叫文化科，再一个叫体委。我自己爱好围棋和篮球，就一直以这两个为重点。从1973年东区的围棋比赛开始，基本上每年都会有比赛，后来长沙市的比赛也由我在组织，我就把杨云杰、梁鹤年、陆军这一批下得好的棋手都联络过来，然后组织比赛。我记得1974年那次比赛，11月在湘春路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举办，是长沙市职工围棋赛，也是湖南历年来首次举办的地级市围棋赛，共110人参赛，18岁的陆军夺冠，梁鹤年、杨云杰分获2、3名；比赛定了陆军等六名甲级棋士，定了我等17名乙级棋士，是湖南首次给棋手定级，我的老师张名世担任裁判长，我那年是第九名。
何：第八名还记得是谁吗？
杨：我想一想，第八名好像是李安琪。在那之后，我就基本上以组织工作为主，我的老师也培养我做裁判长，然后围棋活动就这样一直搞起来了，连续不断。1978年第四届省运会围棋赛在岳阳举行，我担任裁判长。之后，1979年12月湖南省棋类协会成立。
何：那个时候的会长是谁？
杨：魏一峰，省体育局的。那个时候我是第一届省棋类协会委员，开始负责抓湖南围棋工作。1980年全国围棋联赛在四川乐山举行，湖南省组织了一个观摩团，我是观摩团的成员之一，就在乐山那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巨大转折。在那里认识了陈老、聂老，认识了当时那批国家队的棋手。在那里我向陈老求教：“我们湖南省应该怎么样才能把围棋搞上去。”陈老给了我两条锦囊妙计：一个要组织队伍参加全国赛；第二个要抓少儿培训。
回来以后，我就组织班底，看一看湖南究竟在全国哪个水平，于是拉了一支业余队员组成的队伍，其中有易和平、周定良、曾学初、杨云杰，教练是湘潭的张建国。这样，我们组成了一个纯业余队参加了1981年在洛阳举办的全国团体赛，结果我们分别平了河南二队和青海队，最后垫底，这就是我们湖南队1981年的水平。我们没有专业队，全是业余队员。背榜而归对我是一个很强的刺激，我觉得湖南人不差，当时就下决心：一定要把湖南围棋给搞上去。
摸清实力后，就启用了陈老给的第二个锦囊妙计：培养小孩儿，1982年起，我开始着手抓少儿培训。那个时候真的很艰难，什么东西都没有，教学用的棋具没有，我就找木工做一个大棋盘，然后自己刷油漆，把它刷成绿色，自己画线，再把钉子钉在一个个交叉点上。没有棋子，就到工厂找朋友用冲床冲出一个个圆片片，一半涂上白，一半涂上黑，中间打个眼可以挂在钉子上。当时教具就是这个样子的。
何：当时在哪办的围棋培训班？
杨：在长沙市东区育才小学内开办长沙市东区少儿围棋班，这是湖南省的第一家，当时第一期招了24个学生，是长沙市育才小学三年级一个班的。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在比赛中间发现了吴新宇，这个小孩子很专注，一句话不说，一直盯着看，那个时候他年龄偏大一些，有十岁的样子。后来试了一下觉得他还可以，就破例把吴新宇收入东区少儿班。我和康老（实战教练）带了他差不多两年时间，他进步相当快，接着就把他送到梁鹤年那里，梁鹤年带了一年，吴新宇13岁就赢了当时的省冠军易和平，一下子显露出才华，他在1987年夺得了全国少年冠军。这样我积极性更高了。跟着朱毅就进来了，他是株洲的，进来的时候只有九岁，进步很快。第二期以后，培训班发展得人比较多了，我一个人教不过来，就请了杨云杰、易向凡、方丹丹等来教。
何：少儿班是哪一年开始的？
杨：1982年，1982年开始到1988年结束。这期间还有一个趣闻，在第二期的时候，衡阳的罗洗河慕名到长沙来求学，那时他只有五岁多，他父亲带来的，因为全省只有我们这个地方开班，他就住在我家里，洗河特别调皮，冬天把我家里那个被子都踢出两个大窟窿。他人特别聪明，六岁的时候，有些诗句可以背出来。
也是他机遇好，那时陈老在体育报上发了一篇文章，要求各地选送围棋好苗子，这样我就打电话给陈老说，我们这里也有两个小孩不错，陈老就很高兴说“你送来”。我就跟罗洗河，还有我们班当时一个水平比罗洗河高两个子的学员施瑜的父母亲商量。罗洗河的父亲，是个工人，很开明，表示说有这样的机会就带着去。施瑜的爸爸，是个知识分子，也因为孩子确实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担心没人照顾，他就放弃了这个机会，若干年之后，极其后悔。
何：那是哪一年？
杨：好像是1984年。罗洗河是机遇比较好的，他去了北京之后，最开始陈老要亲自带他，但是陈老胃癌手术后带不了，就把他交给自己的老师过惕生带，过老带了一周，因洗河调皮也带不下，最后把他交给了罗建文老师。罗老跟罗洗河的父亲约法三章，表示要像带自己孩子一样，犯了错允许打骂教训才带，他父亲同意了。同意之后呢，罗老就拿出尺子，对洗河说，以后你不听话我就打手板，慢慢地才把他给镇住。
跟着少儿班又来了黄奕中。黄奕中是我选拔上来的。那时，我出了一套智商测试题，登在《长沙晚报》上，用这套智商题去测这些小朋友的智商，看哪些小朋友可塑性强些，这一测试发现黄奕中智商比较高，然后就重点培养他。严格意义上说，东区少儿围棋班就出了吴新宇、朱毅、黄奕中这三个职业棋手。
何：那个时候培训班是自负盈亏还是东区政府有支持？
杨：东区少儿围棋班在当时情况下完全是义务教学，像杨云杰、易向凡当时都是不领工资的。
何：总该有些经费，经费从哪里来呢？
杨：我当时在东区体委，教具公家可以置办一些，但是不向学员收学费。当时我们目的很明确，就是培养自己的子弟兵，为湖南争光。
何：少儿培训班开班是从哪一年到哪一年？
杨：从1982年到1988年，1989年之后我被调任到东塘新落成的工人文化宫。因为文化宫缺少干部，我被调入文化宫担任体育部长，虽是草创阶段，文化宫一起步，以棋类为主的体育活动就搞起来了。
何：文化宫当时也办了围棋培训班吗？
杨：：当时没有，后来办了。我刚调入文化宫的时候，除了空空的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
何：后来又举办了一些比赛吧？
杨：比赛很多，在九十年代初期文化宫的比赛是很多很多的，每年都有20项以上。
何：主要有哪些比赛？
杨：比如“九星杯”，“九星杯”实际上是1986年我还在东区政府时创办的，我命名九星杯寓意是棋盘上九颗星，象征着我们棋界九星聚会大团结。第一届“九星杯”，500多人参加，第二届就达到了1353人，这主要是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功劳，那时候正好是擂台赛的高潮期。还有长沙市的“最强棋士战”、“弈苑杯”围棋团体赛，攻擂赛等”。“弈苑杯”围棋团体赛参赛队伍最多达到150多支，规模盛大，还蛮喜人的。后来我还组织了长沙市的“围棋名人战”，长沙和株洲、湘潭这些地区的对抗赛，承接了“新体育杯”循环圈赛。在1991年组织了“海富杯”全国围棋团体赛，当时甲级队、乙级队、女子队全部参加比赛，“海富杯”全国围棋团体赛是至今为止全国团体赛参赛人数最多的，有334名棋手参赛。我调去文化宫的前两年，每年有二十次以上比赛，基本上每个月都有活动，对长沙甚至整个湖南围棋的推动都是蛮大的，全省的围棋比赛和活动也基本都安排在文化宫。我在东区的时候，那里是全省的围棋活动中心，调任文化宫，这个中心就随着转移到文化宫去了，东区那边基本上没有活动了。
在东区工作期间，差点儿酿成我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当时在东区政府，有推荐工农兵读大学这政策，我强烈想去上学，但是政府领导不让去，他们把我当作政治学徒培养，不想让我上学。后来我就竭力争取，冒着跟区里领导发生冲突的风险才争取到去读电大，可领导不允许我全脱产，最后半脱产，边工作边读完了电大的新闻专业。
我爱好舞文弄墨，实际上我写围棋稿件从七十年代初就开始了，接着慢慢成瘾，爆发期是在九十年代。读了新闻专业之后，在《体坛周报》、《围棋报》、《围棋天地》等发了很多文章，也因此引起了陈老的注意，他鼓励我说，“每年写《中国围棋年鉴》综述没有合适的人，一方面在棋界很多人不能写，在新闻界的很多人又不了解棋界情况，你正好合适，你来写一写。”陈老就交给我这个任务，为《中国围棋年鉴》写“中国围棋年鉴综述”，这样我连续写了十年。在这个写作过程中间，我的两部著作也面世了，一本是《聂卫平马晓春争霸十五年》，另一本《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当时创作好像泉涌，而且写得很快，像写《中日围棋擂台赛风云录》，我给自己规定，一天至少完成3000字，按这个进度，60多万字很快就出来了。那时候年轻，精力也旺盛，就边组织活动边写作，因为都是自己的爱好，也乐此不疲。现在我回顾自己的一生，能与围棋结缘，我非常满意，感到幸运。
这中间还有一个转折。实际上，最开始我的家庭教育是希望我从政，而且我在政治这方面也比较敏感，组织能力比较强，每到一个地方基本都可以搞出比较大的动静。在上学的时候带队上街“破四旧”，在农村的时候组织贫下中农地头开斗私批修会，那个时候形势就是这样子。后来，到了东区机关之后，在被派往三线带队修枝柳铁路时又写出轰动一时的大字报。但是在“九一三事件”和“批林批孔”之后，我彻底改变了，对翻来覆去的政治感到了厌恶，那个时候就决心转向专攻学术，这个可以算是我人生又一个转折点。
何：您在文化宫的时候围棋培训班是什么时候办起来的？
杨：刚开始着力抓比赛，没有精力办，当时文化宫有文艺部、体育部、培训部三个主要部门，后来文、体合成文体部，我任部长，但是培训部一直没有合并，单独有人管理，这样就没有开办。1993年我调到培训部后才开始办的，启蒙班由我上课，那个时候我上课是要求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听，家长小朋友都喜欢，我上课还是很有自信的。像彭立尧、马如龙、李章元、蒋蔚等这些职业棋手都是在文化宫启蒙的。1998年，我又与杨云杰办起了湖南省棋类协会青少年围棋实战教室。
何：文化宫围棋培训班学员已经开始收费了吧？
杨：对，文化宫的时候开始收费了。
何：那时候学费怎么收的？
杨： 40块钱一个学期。
何：每周有几节课？
杨：每周有两次课，共四个课时。
何：那时候围棋有几个班？
杨：我们每期起码要招四到六个班。
何：那个时候有象棋班吗？
杨：有，围棋、象棋、国际象棋都有。
何：象棋和国际象棋有几个班？
杨：象棋一般是两个，国际象棋两个班，围棋一般是四到六个班。那时候围棋人数就比较多。因为有之前办围棋少儿班的经验，所以文化宫围棋班很快就发展起来了。
何：这个收费是由文化宫收取吗？
杨：是的。后来我与在文化宫中级班任教的师兄杨云杰商量，决定把中级班拉出文化宫，开办实战教室，目的是加快出人才。当时文化宫围棋班存在一个问题，因为是公办的，有许多条条框框，比如说晚上加班训练学生，领导就干涉、不允许，这样就想把它拉出去。
要说明一下，这个中间有个断档，从1989年到2000年，差不多十年的时间，这期间实际上我把少儿围棋培训交给了余文宇，他后来的长沙市围棋学校前身就是东区少儿围棋班，1987年，东区少儿围棋班升格为长沙市青少年棋类运动学校，校址在青少年宫，我任副校长。担任教练员的余文宇是我在九星杯比赛中发现的，觉得他是个人才，1989年起就把长沙市少儿围棋培训交给他负责抓，但是他培养高水平孩子的能力有限，这个期间除了出了个蔡竞外，再没有培养出职业棋手。在这种情况下，1998年我就和杨云杰商量，他也愿意单独出去把这个事情搞好，当时湖南省棋协杜副主席也很支持，还有当时的南区区长向良宋，我们四个人专门开会研究这个事。我负责出人和棋具，杜副主席当时在省棋协还兼任秘书长，负责制作招牌——“湖南省棋类协会青少年围棋实战教室”，向区长出房子，杨云杰负责教学，就这样把实战教室建立起来了。
何：地方在哪里？
杨：在长沙卷烟厂斜对面赤岗岭。
何：完全是独立的？
杨：经济与我们没都没关系，也没有什么股份，我们都支持他，让杨云杰以个人的名义来搞。我把文化宫成建制的两个班，包括彭立尧他们全部归实战教室，实战教室就是这么起来的，这也是我们湖南省棋协的一个战略举措，目的就是培养湖南职业棋手。通过这几年又小有成效，从彭立尧开始，实战教室共陆陆续续培养出10个职业棋手。
何：培养的职业棋手有哪些？
杨：彭立尧、马如龙、陶欣然、李章元、周元俊、李羿蓉、张紫良、李维清、周泓余、李泽锐等一共10个，他们主要是实战教室培养出来的。这里还要说一个对我们中国围棋国手培养很有价值的比赛，就是“霜花杯”。“霜花杯”全国青少年围棋赛连续办了五届，对“小龙辈”常昊他们这一批锻炼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南是功不可没的。办“霜花杯”的过程，有些也挺有趣的。
三、“霜花杯”的曲折
何：可以说一说吗？
杨：这里有很多趣闻，可又不便写入正史，通过我的口述你可以写出来，这样可能会好一些。就说说“霜花杯”这个事吧。
何：“霜花杯”是哪一年的？
杨：“霜花杯”是1991年在长沙创办，连办了5届，是在“海富杯”全国围棋团体赛之前举办的。赞助“霜花杯”的老总是湖南冷气实业公司葛良凯，他是个超级棋迷，文化大革命时期是造反派，有闯劲儿，又特别爱围棋。他当时跟远大空调同时起步，竞争空调业，远大发展起来了，但是他的融资出现了问题。当时梁鹤年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赞助围棋比赛，这样名声能扩大，就可能融到资金，他就跑到银行贷了些钱，用其中十五万元办围棋赛，当时是个挺大的数目了。他先找到我，因为认为与他不是同路人，就没有同意帮他策划比赛。后来他找到梁鹤年，梁鹤年把他引荐给陈祖德，说湖南的一个公司老总想办一个青少年围棋赛，希望中国棋院支持。陈老表示有人支持挺好，就拍板定了。第一年这十五万就用来举办赛事，效果还不错，客观上推动了围棋的发展。第一届举办成功后，葛取得了陈老的信任，他跟陈老表示这个比赛会连续办下去，但是现在手头钱周转不灵，希望棋院能够贷款。按道理棋院是不可能贷款的，但是陈老心善，想着既然是支持围棋，他以后会还的，就从棋院贷给他八十多万。第二届比赛他从这笔钱中拿出一部分去办赛，一直到第三、第四届就没有还钱的意思了，最后到第五届，事实际上是余文宇拿出自己私人的钱才把这个赛事办完。
何：每次办比赛大概要花费多少钱？
杨：大概十万块钱左右。第一届后，葛的企业毫无起色，钱也花光了，人就不见了。陈老一天几个电话催我找葛，可我无从找起。后来多方了解，得知他到处欠债后逃债了，这样，这笔钱就成了死账。这件事差点儿给陈老造成很大麻烦，考虑到陈老的威望、人品等各方面，中国棋院就没有再追究此事，后来听说是用体彩基金把这个窟窿给补上的。葛只能说是客观上推动了围棋，也许他主观上是想搞好，但是结果搞砸了。
何：很奇怪陈老怎么会一下子借这么多钱给他？
杨：陈老太善良，其实主要责任还是梁鹤年，他不该引荐葛给陈老。
四、湖南的围棋人
何：你怎么评价梁鹤年？
杨：梁鹤年的趣闻就太多了，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如果让我对梁鹤年下个评判，他对湖南围棋算是五五开吧，但是抛开湖南围棋来评，是三分优点七分不足吧。梁鹤年是六八届的高中生，少年比较顽皮，进云南队之前，他是个建筑工人，特别喜欢耍小聪明。举几个例子，我认识他以后，我们经常去曙光电子管厂杨总家里下棋，后来杨总发现他家里的中华牡丹牌香烟渐渐少了，后来发现是梁所为，梁鹤年是拿这些香烟去换钱买零食。不过，梁棋下得的确好，我们公认，也佩服，当时无人能敌。1978年，正好云南围棋队有个机会，他就自荐过去了，七十年代他和聂卫平等国手的水平差得不多，被国手们称为“野力”。他经常扒火车去北京找国家队棋手下棋，这点我们还是很佩服他的。他自荐去云南队之后，跟湖南就基本上没什么联系了，奇怪的是他在湖南期间没拿过一次湖南甚至长沙市冠军。1984年梁返回湖南组建围棋专业队，这个是他的功劳，据梁鹤年自己说与聂卫平的关系非常好，时任省体委主任李茂勋是胡耀邦的秘书，聂卫平和胡耀邦关系好，梁鹤年说是通过这条线说服了李茂勋组建湖南围棋队，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立湖南围棋队专业队是梁鹤年出的好主意。
何：那是什么时候？
杨：1984年开始组建，梁鹤年担任主教练。
何：那个时候有哪几个队员？
杨：那时候没有队员，他就跟我办的东区少儿围棋班要人，最开始就是要了吴新宇，之后朱毅，接着黄奕中入队。因为我比较了解梁的过去，他有意回避我。在他潜意识中不愿意我任领队，嫌我太正统，我也不想去，他没提，我也没去，初期也没有设领队，后来从湖南足球队派了个叫李安民的担任领队，主教练始终只有他一个，湖南队就是这么建起来的。可是，湖南队败又败在梁手上，这个队建起来之后，他一度还去国少队担任教练。后来为什么又回来了呢？这里面又有趣闻了。据说他去了之后，国少队棋手棋艺没什么进步，倒是打麻将、打电游这些都学会了，都是他教会的，这样梁在国家队也待不下去了，就又回来了。湖南队这些队员都是东区少儿围棋班输送过去的，送过去之后梁自己并没有真正认真教他们，他是把队员送到云南队，送到浙江等队进行代训，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赌博上。他赌博很凶啊，围棋队的工资有时候会扣在手上，经常几个月不给棋手发工资。
另外一件事情，在1994年的时候，全国围棋个人赛在长沙举行，梁鹤年自告奋勇要承包这个赛事，因为这个赛事国家是拨经费的，大概有几万块钱。他把这个钱拿到手之后，就跟我说，“老杨，你来搞这个赛事，我保证经费都没有问题，你放心搞。”开新闻发布会那天，他请了一大帮湖南记者一起到楚云饭店吃饭，吃饭到一半，他自己开溜了，到最后人都走了就剩下一个湖南日报的记者，没有人买单，饭店就把这个记者的记者证扣下了。这个记者气得不行，第二天就找到体育局，体育局找梁鹤年也找不到，那时候他经常在外面打老虎机，难见其人。虽然这样，比赛还是要正常举办，裁判员的津贴还是要发，他就跟我商量向我借三千块钱，但是赛会还有其他东西要置办啊，三千块钱花在了这儿。直到现在为止，那一届所有本省裁判员都没有发一分钱津贴，我自己还贴了三千块钱进去。
还要讲一个釜底抽薪的事情。1996年，湖南省体育局贯彻奥运战略，重点搞“小、快、灵”项目，决定把围棋队撤消。我得知后努力争取保留队伍，省体育局的意见是说围棋队可以保留，但是要把它推向社会，看我能不能找到企业接手围棋队，这样就可以不用撤销围棋队。为此，我在《湖南日报》上发了文章《救救湖南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湖南进出口公司同意接手，局里说这个公司我们同意，但是坚决不同意梁鹤年再继续担任教练，必须换教练，我便计划让吴新宇当教练，我来担任领队。但是这个消息不知道谁透漏出去了，梁鹤年就来了个釜底抽薪，他把头号主力罗洗河以两万块钱转给了重庆队，钱也没上交。罗洗河转走之后，湖南进出口公司就不干了，最后湖南围棋队因此没有挽救成功。从这个意义上说，梁是有大过的，不然湖南专业队还是可以保留下来的。
何：有一年湖南队还打了甲级联赛是吗？
杨：是1996年，获甲级联赛亚军，所以这支队伍撤销就更可惜了。直到后来，梁难以在长沙立足，去了深圳，最终亡在深圳，主要是他自己到处欠钱，又不愿意偿还。梁的结局很凄惨，离婚了，中风瘫痪，家破人亡。人已亡故，负面的就不宜多说了，还是多记得他对湖南围棋的功劳吧。
何：前面提到郑定远，他好像代表湖南参加过全国比赛 ？
杨：郑定远，他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函授老师。
何：他是哪一年出生的呢？
杨：我不太清楚他出生日期，郑定远本人我都没见过，只听说过，因为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受冲击，跳楼自杀了。他在五十年代代表我们湖南参加全国比赛得过第五名，他和“南刘北过”年纪差不多，但是棋艺比他们略差一点。要说湖南解放以后的围棋元老，实际上是郑定远，他应该是最早的前辈。
何：梁鹤年棋能下得这么好，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主要原因是郑定远教得好，他是郑定远唯一的弟子。
何：郑定远的情况您还知道哪些？
杨：就听说他们经常在长沙蔡锷北路的一个叫“四海春”的茶馆和黄兴路基督教青年会里下棋，有张名世、袁兆骥，杨云杰也去看过他们下棋，但是我没去过那个茶馆，那时候我还没到长沙，我是1964年随父亲重返长沙，这之前的事情我不清楚。
何：湖南的那一代棋手里面现在还有哪些算是比较有名气的呢？
杨：基本上都去世了。有戴韬、张名世、袁兆骥等，但是他们的水平都没有超过郑定远。郑定远第一，张名世第二。
何：郑定远的棋艺为什么那么厉害？
杨：解放前他就已经开始下茶馆棋了，他们那批有“南刘北过”很厉害，完全是茶馆棋，战斗、攻杀。
何：湖南后来除了“霜花杯”还有哪些比较重要的比赛？
杨：那就很多了，数不胜数。
何：其中比较有故事的呢？
杨：有故事的也多。像叶文智策划的“凤凰中韩巅峰对决赛”，叶总不会下围棋，举办围棋比赛主要是为了扩大公司知名度，他是策划大师。有人有疑问“为什么叶总愿意拿几千万来搞一个比赛，不组织一支湖南围甲队伍呢？”我觉得，叶总不会下围棋，能支持围棋已经够意思了，不可能再去过高要求人家。还有2010年常德市连办了三届中日韩名人战，等等，因为离现在还不久远，就不赘述了。
—2016年8月4日访谈于中南大学
访谈手记：
每个省市都会有一批热心的围棋工作者，为当地的围棋发展做出贡献。杨志存老师便算得上是长沙乃至湖南围棋的代表之一。做围棋培训，操办赛事，从事围棋协会的各类工作，很多场合都可以看到杨老师忙碌的身影。访谈就是借2016年城市围棋联赛的其中一场常规赛，长沙加加队将主场设在中南大学，比赛之后见缝插针。杨老师可以说是当代长沙乃至湖南围棋的一部活字典，见证了长沙、湖南围棋的很多人与事。与杨老师的访谈、对话，也就不仅是个人的围棋经历，也是一个城市的围棋地图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