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夺冠一跃成“国宝”，过度呵护难有平常心
本报记者郭剑 2001年11月，广州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第九届全运会田径赛场，被数十名记者簇拥着的，是嗓音沙哑、喜欢指点江山的马俊仁——马俊仁在赛场里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几乎都被复制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只是没有人会留意或想到那个在男子110米栏跑道上战胜了“师兄”陈雁浩的18岁大男孩，将在3年后登上世界巅峰，成为全中国、全亚洲的骄傲。
但当时这个已经雄心勃勃要向世界名将发起冲击的大男孩，也很难会想到，14年后，他例行公事般的退役宣言，却将成为牵动数亿人神经的社会话题，而他的运动生涯，也因此成为中国体育史上一段最为特殊的诡异经历，毁誉参半。
“李娜也不是全民宠儿，只是有人不太接受她的性格，刘翔和她比，受到的责骂和诋毁多了不知多少倍。其实，对刘翔个人的诋毁和挖苦都是错位的，作为一个以付出运动能力为代价的世界顶尖运动员，他为国家带来的荣誉足够了。”著名体育社会学家卢元镇说，“但刘翔被全社会拔高到了一个不该达到的高度，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运动员所能承受的范围，2012年伦敦奥运会他背水一战，实在是存了‘不成功就成仁’的心思，其实从那时候起，他就离退役越来越近了。”
“金牌至上”的解读样本
2008年北京奥运会伤退，刘翔立即前往美国寻求手术治疗，第二年9月刚一复出便有惊艳表现，人们寄希望于刘翔在伦敦奥运会上挽回败局。但世事难料，刘翔经历过一次手术的右脚跟腱于伦敦奥运会前夕再次撕裂，多方紧急会诊，但各种急救措施均无济于事，刘翔勉强参加伦敦奥运会110米栏第一轮预赛，起跑后跨越第一栏架时摔倒，赛后确诊为跟腱断裂，第二天住进当地医院进行手术——至今未再参加任何比赛。
清明节假期之前，刘翔与家人确认退役，并向上海市体育局和国家队递交了退役申请。这一消息传出后，不少网民找到了宣泄渠道，“演员”、“刘跑跑”骂声四起，以致于刘翔与演员妻子的情感交往，也被用作责骂的材料。
“我们观察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脚伤确实很难让他再恢复到奥运会水平了。”因意见分歧而与刘翔亲密关系出现裂痕的教练孙海平说，刘翔退役并非心血来潮，“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们一直都很努力，但训练的强度上不来，跟不上比赛的节奏了。”
刘翔退役并不令人意外，但一位世界顶尖运动员的命运却实在令人深思，“刘翔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启示，”著名体育学者易剑东说。
刘翔身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体育由专业体制向职业体育转型初期，作为少体校跳高运动员，刘翔在上海市田径传统校上完中学并确定了跨栏主项，1999年，刘翔成为国家青年田径队员，并开始在随后的几年内频繁参加世界各项赛事——这得益于中国体育“奥运战略”的优先保障。
1998年原国家体委改组为国家体育总局，时任副局长的袁伟民，两年后被正式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在此期间，中国不但在2001年首次拿到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资格，其奉行的“奥运战略”亦使得中国奥运军团屡屡创造世界瞩目的奇迹：2000年悉尼奥运会，中国奥运军团收获28枚金牌，2004年雅典奥运会，32枚金牌的佳绩，更是使得中国奥运军团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刘翔正是在这一届奥运会上名标青史。
“套子中”的刘翔并无多大自由
对于采访田径比赛15年的记者而言，雅典奥运会比赛所经历的心潮澎湃，远甚于此后几年刘翔在世锦赛上惜败与险胜的起伏。刘翔自此成为“国宝”。
事实的确如此，刘翔这块奥运金牌，不但可以折算3枚江苏全运会金牌，其“历史性突破”的荣耀，更值得全世界为之骄傲，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刘翔被全国人民“包围”了：他的大幅海报，张贴在国内一、二、三线城市的各大商场；他的电视广告，在黄金时段不断播出；他出现的场合，永远是万众瞩目，而任何有可能接受采访的地方，总有数十名记者簇拥在他身边——2005年十运会预选赛，平时无人问津的石家庄体育场座无虚席，只为看刘翔短短几分钟的亮相，到南京十运会决赛，摄影记者需要提前半天排队才能占到一个理想的位置。
刘翔开始适应嘈杂而严密的安保措施，不过他抿嘴微笑的表情逐渐变得刻板和严肃，一位刘翔曾经的好朋友告诉记者，他俩一次聊起“烦躁”这个话题，刘翔轻轻带过，朋友也不好多问，“气氛有些尴尬”。
“现在想起来，我们对刘翔的做法，确实有值得反思的地方，这是教训。”一位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体育官员告诉记者，对于刘翔的过分“保护”，一度在体育界内部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比如有一届奥运会，在奥运村里，为了让刘翔受到更好的照顾，没有让他和普通运动员一样住运动员公寓，而是让他和官员一起住条件更好的官员公寓，为了不打扰他休息，大家干什么都小心翼翼的，当时就连关门都怕发出声音，为此还特意在门轴里加了很多润滑油，就是希望刘翔能不受任何干扰去比赛，创造好成绩。”
被装进套子的刘翔，尤其是受伤之后必须配合大家一起把自己装进套子的刘翔，就这样度过了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后7年，难怪田管中心的工作人员现在说起刘翔，语气从崇拜者的激昂过渡到旁观者的不忍，“其实，他的自由度很小很小。”
哲学命题推翻“成王败寇”表象
2009年6月，距离刘翔第一次复出(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还有3个月时间，记者因一次特殊的采访，在上海莘庄训练基地见到了结束了上午训练的刘翔。当时，刘翔刚刚经历第一次脚踝手术不到半年，正在咬牙承受高强度训练，北京奥运会退赛招致的责骂还沉沉压在这个年轻人身上，所以看上去刘翔并不开心，而基地食堂里大部分运动员都“懂得”要自觉拉开与刘翔的距离，除了保障组几乎形影不离的一位高级后勤人员，刘翔“不太容易”找到可以随意聊天或倾诉的对象，更何况他在基地的住处极为特殊，要进他的宿舍，需要领导批示专人带路，才能通过楼道里加焊出来的一道铁门——如果不是那间被厚厚窗帘挡住阳光的单人宿舍里还有轻快的音乐作伴，记者很难将这个被隆重“收藏”的“神秘人物”，与5年前那个风一样冲过雅典奥林匹克竞技场终点线，然后喊出“中国有我”、“亚洲有我”的意气风发的飞人联系起来。
因此，刘翔如今的退役引发热议，并非只因他个人离开跑道那样简单，还有民众在他身上的寄托以及对他的评价，可见中国体育价值观的艰难转变。
“如果民众的观念还简单停留在‘成王败寇’上，刘翔这样的例子绝对不是最后一个。‘成王败寇’只是竞技体育多种表象之一，看上去这是一个常识问题，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只不过我们的体育从业者很少能认识到这一点。”卢元镇说，“大约20年前，德国科隆体院院长来北京体育大学开讲座，他是一个哲学家，他讲的东西我们老师根本听不懂，觉得可笑，就让他举个例子，请他讲清楚体育怎么会和哲学联系在一起，他举的例子，就是运动员要不要带伤参赛的例子。”
在德国人看来，“运动员带伤参赛”需要评估，如果带伤参赛的后果有可能超过预估风险值，那么这种行为就值得商榷——“当时我并不明白，但今天我想起这20年中国体育所有大的发展变化，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哲学问题。”卢元镇说。
本报北京4月6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