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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如何承办大型运动会 仁川亚运提供正反启示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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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承办大赛费用一路飙升,门槛不断被抬高。2006年多哈亚运会投入了28亿美元、20 0 8年北京奥运会投入约400亿美元、2010年广州亚运会投入约20 0亿美元、2014年索契冬奥会投入更是高达500亿美元。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除了大国强国之外,规模不小的亚运会将难以在其他国家登陆。越南河内由于经费困难,放弃了2019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就在仁川亚运会期间,挪威首都奥斯陆宣布退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原先有意承办的6个城市中,有4个因财政负担、内部支持不足或政治局势不稳撤出,短短几个月内只剩下北京和阿拉木图争夺主办权。    大都市承办大赛事的日子,必定只是少数,今后的大部分时间内,还要看中小城市的闪转腾挪。如何能让参赛选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发挥出最佳竞技水平?如何能让观众获取舒适的观赛体验?如何能让媒体得到便捷的工作渠道?如何能在有限的成本内举办一届各界大体满意的运动会?仁川或许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不少正反两面的启示。

场馆

精打细算 省钱办赛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仁川全部49个场馆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新建的主体育场,有一半座位是临时的;举重馆是临时在公园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的……

由于亚运会效仿奥运会实行“瘦身计划”,四年前广州亚运会存在的棋牌、台球、龙舟、体育舞蹈等项目纷纷被踢出亚运舞台,有些转战亚洲室内运动会赛场,亚运场馆的缩减也成了必然。但即便如此,仁川亚运会2.5万亿韩元(约合25亿美元)的总预算中,仍将80%的资金用于体育场馆的翻建。大型硬件设施依然是体育赛事的主要支出部分。

早在几年前获得赛事举办权时,仁川亚运会组委会就曾提出,要开创亚运会办赛新模式:现有场馆能够利用的,就不新建;新建的场馆,必须考虑到赛后利用;场馆与城市规划和社区建设融为一体,不设整齐划一的场馆群。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全部49个场馆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亚组委和仁川市政府尽量减少新建场馆,主要利用已有赛场和设施,例如国际广播中心(IBC)直接设立在仁川市会展中心,一道之隔的主媒体中心(M PC)则是利用某开发商建的公寓样板楼改建而成。此外,仁川市政府还向周边城市诸如首尔、水原等地租借了部分场馆,力图将财政负担最小化。

大的办赛思路建立起来了,但在承办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的主体育场的建造问题上,国家与地方还是产生了重大分歧,而且分歧长达数年。仁川打算借助国家财政支援新建一个体育场,而中央政府坚持在已有文鹤竞技场的基础上增建,各方意见不一。直到2012年,眼看开赛时间日益临近,百万仁川市民发起签名活动,向政府申请资助。最终,赛事组委会第一次得到了150亿韩元的政府资助,主体育场的建造得以完工。

这座名为“梦之场馆”的主体育场,设计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可持续利用。一方面要省钱,一方面要达到6万个座位,最后的设计方案是建造一个能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再增加3万个临时座位。这样,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建筑、运营和维护成本,而永久性席位可以放置在最佳位置。亚运会结束后,各种品牌的商家都进驻此地,这里将成为仁川最大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为2002年韩日世界杯而建的文鹤竞技场成了“再利用”的典范。该场馆由一座游泳馆、一座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组成,其中游泳馆在亚运会之前改以“朴泰桓”命名。仁川南区市政府没有选择新建场馆,只是对场馆做了适当的改建和装修,共省下4000亿韩元。

举重馆的建造让记者们大开眼界。此地原本是一个小公园,举重馆临时在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外层是一层硬塑料,使劲拍打就会发出空响并产生振荡。场馆周围还有许多铁皮房,涵盖了媒体、志愿者等工作室和洗手间等临时场所。亚运会结束以后,举重馆就会被拆掉,公园将恢复如初。

其他的新场馆,也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了后路。桂阳射箭场和玉莲射击馆,由于承载的项目都是普通市民很少能接触到的,赛后将以低廉的价格让市民来体验;江华岛的墓支石体育馆举行跆拳道和武术比赛,赛后将改建成具有当地特点的室内野营场所。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直言:“广州是省力不省钱,仁川是省钱不省力。”

四处节省的同时,必定伴随着纰漏的出现。多个场馆空间狭小,导致工作不便。田径、游泳、排球等场馆都没有文字和摄影记者工作区之分,一间办公室还兼有新闻发布厅功能,所有人挤成一团,尤其是到了比赛结束之后,摄影记者扛着器材回到工作间,发现已无立足之地,而获奖的运动员也已悄然入内,准备召开发布会了。

交通

准备不足 槽点不断

十几天内,记者们抱怨最多的,就是有关乘车与交通。有的运动员和记者干脆放弃等班车,改为乘坐出租车。但是由于很多场馆位于仁川较偏远的郊区,打车是一件难事。

准备不足,直接导致了仁川亚运会在组织工作上的忙乱。

赛事筹备之初,组委会预计本届亚运会将有45个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和地区参加,运动员和官员总人数为12000人,媒体规模预计在7000人左右。但是,到了开幕前夕组委会发现,现实情况大大超出预期,各代表团成员总人数达到了14000多人,各国记者人数达到了9700人,现有的设施满足不了需求,许多相关人员都住在了运动员村和媒体村以外的地方。一些酒店为迎合亚运会赶工开业,外表看似豪华,实则内部还处于装修状态,电钻声轰鸣,浓重的甲醛味道扑鼻而来。

其中压力最大的,是交通。早在赛前一个月市政府就贴出告示:从9月19日到10月4日,仁川全区实行单双号车辆出行轮流制。大赛期间机动车限行成了近些年的惯例,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都采用了相同措施,只不过四年前的广州前后限行了52天,仁川只在赛事期间施行,而且,亚运会车辆不设专门通道,其意在于避免影响市民正常生活。

但过于便民,又引起了不少麻烦。以下类型的车辆和个人是不在限行之列的:营业用车辆(黄色车牌号)、外交车辆、紧急车辆、婚葬车辆、接送婴幼儿车辆,以及残疾人、孕妇、需要开车跑业务的上班族、家在仁川工作地点在外地的上班族。最终由于可照常出行的车辆过多,导致限号措施形同虚设,赛事期间交通拥堵难以避免,这直接对运动员的参赛和媒体的采访造成了困扰。9月23日,羽毛球[微博]男团决赛当日,从主新闻中心发往赛场的班车,在路上堵了有一个半小时之久。主新闻中心距离主体育场较远,田径比赛开始后,媒体班车被堵在路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与以往大赛不同,本届亚运会媒体村不设班车,记者们都要先抵达主新闻中心,再从那里统一乘车前往各大赛场。事实证明,只设一个交通枢纽,这是仁川亚运会的一大败笔。班车供应不足,运动员和记者们经常要在停车场花费很长时间。游泳是最先开始的高需求赛事,场馆外面的停车场经常乱成一锅粥,当地头号明星朴泰桓在赛前训练结束后,与其他队员一同等待回运动员村的班车,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交通调度的机动性也不够,9月21日晚的亚运会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结束后,获得铜牌的中国选手孙伟一直在等候开往运动员村的巴士,可是因为末班车已经离去,最终只能自己出钱打车回到运动员村。

此外,班车发车时间时有变更,而且工作人员不事先通知,造成运动员和记者们抗议。十几天内,记者们抱怨最多的,就是有关乘车与交通。有的运动员和记者干脆放弃等班车,改为乘坐出租车。但是由于很多场馆位于仁川较偏远的郊区,打车是一件难事。

赛事闭幕后,南都记者针对参与现场报道的中外媒体发起过一份问卷调查,共收到41份反馈,结果显示:得分最高的为“机场过关/入关的便利程度”以及“进入主新闻中心的便利程度”,两项指标均为3.97分;其次是“进入各赛场新闻中心的便利程度”,3.35分。在5分为最高值的设置下,得到好评的还有“赛事提供的信息和数据”、“赛事提供的运动员信息”。另有5项得分在及格线以下,分别是“信息服务”、“混合采访区及文字摄影工作间舒适便利程度”、“语言服务”、“赛场及新闻中心交通设施”,评价最低的是“前往赛场(距离、媒体班车频率和起落点)的便利程度”,该项得分仅有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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