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承办大赛费用一路飙升，门槛不断被抬高。2006年多哈亚运会投入了28亿美元、20 0 8年北京奥运会投入约400亿美元、2010年广州亚运会投入约20 0亿美元、2014年索契冬奥会投入更是高达500亿美元。如果这一趋势延续下去，除了大国强国之外，规模不小的亚运会将难以在其他国家登陆。越南河内由于经费困难，放弃了2019年亚运会的主办权；就在仁川亚运会期间，挪威首都奥斯陆宣布退出申办2022年冬奥会，原先有意承办的6个城市中，有4个因财政负担、内部支持不足或政治局势不稳撤出，短短几个月内只剩下北京和阿拉木图争夺主办权。 大都市承办大赛事的日子，必定只是少数，今后的大部分时间内，还要看中小城市的闪转腾挪。如何能让参赛选手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发挥出最佳竞技水平？如何能让观众获取舒适的观赛体验？如何能让媒体得到便捷的工作渠道？如何能在有限的成本内举办一届各界大体满意的运动会？仁川或许可以为后来者提供不少正反两面的启示。
场馆
精打细算 省钱办赛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仁川全部49个场馆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新建的主体育场，有一半座位是临时的；举重馆是临时在公园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的……
由于亚运会效仿奥运会实行“瘦身计划”，四年前广州亚运会存在的棋牌、台球、龙舟、体育舞蹈等项目纷纷被踢出亚运舞台，有些转战亚洲室内运动会赛场，亚运场馆的缩减也成了必然。但即便如此，仁川亚运会2.5万亿韩元(约合25亿美元)的总预算中，仍将80%的资金用于体育场馆的翻建。大型硬件设施依然是体育赛事的主要支出部分。
早在几年前获得赛事举办权时，仁川亚运会组委会就曾提出，要开创亚运会办赛新模式：现有场馆能够利用的，就不新建；新建的场馆，必须考虑到赛后利用；场馆与城市规划和社区建设融为一体，不设整齐划一的场馆群。
为了解决经费不足的难题，全部49个场馆中，只有16个是新建的，亚组委和仁川市政府尽量减少新建场馆，主要利用已有赛场和设施，例如国际广播中心(IBC)直接设立在仁川市会展中心，一道之隔的主媒体中心(M PC)则是利用某开发商建的公寓样板楼改建而成。此外，仁川市政府还向周边城市诸如首尔、水原等地租借了部分场馆，力图将财政负担最小化。
大的办赛思路建立起来了，但在承办开闭幕式和田径比赛的主体育场的建造问题上，国家与地方还是产生了重大分歧，而且分歧长达数年。仁川打算借助国家财政支援新建一个体育场，而中央政府坚持在已有文鹤竞技场的基础上增建，各方意见不一。直到2012年，眼看开赛时间日益临近，百万仁川市民发起签名活动，向政府申请资助。最终，赛事组委会第一次得到了150亿韩元的政府资助，主体育场的建造得以完工。
这座名为“梦之场馆”的主体育场，设计时考虑最多的，就是可持续利用。一方面要省钱，一方面要达到6万个座位，最后的设计方案是建造一个能容纳3万人的体育场，再增加3万个临时座位。这样，减少了三分之二的建筑、运营和维护成本，而永久性席位可以放置在最佳位置。亚运会结束后，各种品牌的商家都进驻此地，这里将成为仁川最大的复合型文化空间。
为2002年韩日世界杯而建的文鹤竞技场成了“再利用”的典范。该场馆由一座游泳馆、一座棒球场和一个足球场组成，其中游泳馆在亚运会之前改以“朴泰桓”命名。仁川南区市政府没有选择新建场馆，只是对场馆做了适当的改建和装修，共省下4000亿韩元。
举重馆的建造让记者们大开眼界。此地原本是一个小公园，举重馆临时在草地上用铁皮搭建而成，外层是一层硬塑料，使劲拍打就会发出空响并产生振荡。场馆周围还有许多铁皮房，涵盖了媒体、志愿者等工作室和洗手间等临时场所。亚运会结束以后，举重馆就会被拆掉，公园将恢复如初。
其他的新场馆，也在设计之初就确定了后路。桂阳射箭场和玉莲射击馆，由于承载的项目都是普通市民很少能接触到的，赛后将以低廉的价格让市民来体验；江华岛的墓支石体育馆举行跆拳道和武术比赛，赛后将改建成具有当地特点的室内野营场所。
亚奥理事会终身名誉副主席魏纪中直言：“广州是省力不省钱，仁川是省钱不省力。”
四处节省的同时，必定伴随着纰漏的出现。多个场馆空间狭小，导致工作不便。田径、游泳、排球等场馆都没有文字和摄影记者工作区之分，一间办公室还兼有新闻发布厅功能，所有人挤成一团，尤其是到了比赛结束之后，摄影记者扛着器材回到工作间，发现已无立足之地，而获奖的运动员也已悄然入内，准备召开发布会了。
交通
准备不足 槽点不断
十几天内，记者们抱怨最多的，就是有关乘车与交通。有的运动员和记者干脆放弃等班车，改为乘坐出租车。但是由于很多场馆位于仁川较偏远的郊区，打车是一件难事。
准备不足，直接导致了仁川亚运会在组织工作上的忙乱。
赛事筹备之初，组委会预计本届亚运会将有45个亚奥理事会成员国和地区参加，运动员和官员总人数为12000人，媒体规模预计在7000人左右。但是，到了开幕前夕组委会发现，现实情况大大超出预期，各代表团成员总人数达到了14000多人，各国记者人数达到了9700人，现有的设施满足不了需求，许多相关人员都住在了运动员村和媒体村以外的地方。一些酒店为迎合亚运会赶工开业，外表看似豪华，实则内部还处于装修状态，电钻声轰鸣，浓重的甲醛味道扑鼻而来。
其中压力最大的，是交通。早在赛前一个月市政府就贴出告示：从9月19日到10月4日，仁川全区实行单双号车辆出行轮流制。大赛期间机动车限行成了近些年的惯例，北京奥运会和广州亚运会都采用了相同措施，只不过四年前的广州前后限行了52天，仁川只在赛事期间施行，而且，亚运会车辆不设专门通道，其意在于避免影响市民正常生活。
但过于便民，又引起了不少麻烦。以下类型的车辆和个人是不在限行之列的：营业用车辆(黄色车牌号)、外交车辆、紧急车辆、婚葬车辆、接送婴幼儿车辆，以及残疾人、孕妇、需要开车跑业务的上班族、家在仁川工作地点在外地的上班族。最终由于可照常出行的车辆过多，导致限号措施形同虚设，赛事期间交通拥堵难以避免，这直接对运动员的参赛和媒体的采访造成了困扰。9月23日，羽毛球[微博]男团决赛当日，从主新闻中心发往赛场的班车，在路上堵了有一个半小时之久。主新闻中心距离主体育场较远，田径比赛开始后，媒体班车被堵在路上，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与以往大赛不同，本届亚运会媒体村不设班车，记者们都要先抵达主新闻中心，再从那里统一乘车前往各大赛场。事实证明，只设一个交通枢纽，这是仁川亚运会的一大败笔。班车供应不足，运动员和记者们经常要在停车场花费很长时间。游泳是最先开始的高需求赛事，场馆外面的停车场经常乱成一锅粥，当地头号明星朴泰桓在赛前训练结束后，与其他队员一同等待回运动员村的班车，一等就是一个小时。
交通调度的机动性也不够，9月21日晚的亚运会击剑男子佩剑个人赛结束后，获得铜牌的中国选手孙伟一直在等候开往运动员村的巴士，可是因为末班车已经离去，最终只能自己出钱打车回到运动员村。
此外，班车发车时间时有变更，而且工作人员不事先通知，造成运动员和记者们抗议。十几天内，记者们抱怨最多的，就是有关乘车与交通。有的运动员和记者干脆放弃等班车，改为乘坐出租车。但是由于很多场馆位于仁川较偏远的郊区，打车是一件难事。
赛事闭幕后，南都记者针对参与现场报道的中外媒体发起过一份问卷调查，共收到41份反馈，结果显示：得分最高的为“机场过关/入关的便利程度”以及“进入主新闻中心的便利程度”，两项指标均为3.97分；其次是“进入各赛场新闻中心的便利程度”，3.35分。在5分为最高值的设置下，得到好评的还有“赛事提供的信息和数据”、“赛事提供的运动员信息”。另有5项得分在及格线以下，分别是“信息服务”、“混合采访区及文字摄影工作间舒适便利程度”、“语言服务”、“赛场及新闻中心交通设施”，评价最低的是“前往赛场(距离、媒体班车频率和起落点)的便利程度”，该项得分仅有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