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永报道 在中国足球的治理中，国家队、职业联赛、青少年和社会足球四个层面其实是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国家队成绩好了，青少年愿意踢球，青少年发展好了，国家队成绩自然上去；青少年的出口以联赛为关键出口，联赛又撑起了国家队的水平；从联赛金字塔来讲，社会足球是塔基，孵化了职业俱乐部，顶级联赛是塔尖，引领着各级联赛；从球员金字塔来讲，青少年是塔基，国家队是塔尖。
目前，中国足球在国家队层面有所突破，以“大国家队建设”（总局-足协-俱乐部共建）为基础，国家队管理水平提升，同时足协实现了全年龄段的国字号建设；青少年足球方面，虽然赛程冲突仍旧是个问题，但整体规划总体清晰。目前的中国足球的困境集中在职业联赛层面，以及职业联赛引领的联赛体系的缺失。
职业联赛的困境在于“钱”，而这种困境的背后，是因为定位不准，导致了重视不足；是因为理念错位，导致了治理困难。
中国足球之于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定位，从来都在足球层面本身进行，由此在过往四年的股改过程中，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往往被地方认定为“麻烦”和“包袱”。说句最实在的话，目前地方政府的重视，包括资金注入和国企进入，也往往是因为来自中央的重视。
实际上，我们在解读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时，定位一直都是极为狭义的。
（一）职业联赛如何定位？
17日的2024中国足球发展研讨会上，久事集团副总裁、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谷际庆的主题演讲《31岁的二年级生思想小结》，其实对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
职业足球是体育产业发展的核心内容，足球运动拥有广泛的受众和巨大的产业规模，在全球体育治理中占据重要位置。
职业体育发展水平是城市综合实力的衡量标准，足球运动成为塑造城市（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对上海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起到重要作用。上海申花之于上海，或者其他职业俱乐部之于其他城市的定位又分为三个方面：
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特殊标志。足球是世界通用语言，是提升世界影响力的通用方式。
城市高品质生活的核心内容。众多线下消费萎靡的当下，体育文化消费等快速上扬。
城市高效能治理的实践场景。完善了公共管理体系，推动了城市管理能力全面提升。
又以山东泰山为例，这是一个省级命名而市级管理的职业俱乐部。它同样在体育产业发展和城市综合实力提升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更具体来说，泰山队是天南地北山东人乃至海外山东人的精神纽带，是济南市提升城市影响力的最为关键的文化地标。如果找一个没来过济南的人问对济南的印象，恐怕就三个——趵突泉、大明湖和泰山队。
从国家层面来讲，职业联赛及金字塔联赛体系，最准确的定位应该是：
第一是产业。体育尤其是足球消费的快速上扬，完美符合“朝阳产业”的定位。
第二是就业。因为是“朝阳产业”，未来的全体系发展，自然带来更多的就业。
第三才是足球。不管从哪个层级划分足球的体系，职业联赛都是大树的主干。
一位职业俱乐部总经理在研讨会交流环节表示：“我们希望目前民间的热情，能够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方面形成共鸣。”
（二）钱才是根本的问题
2024年中国足球的一个重大改变是：管办分离正式确立，中足联成立已经扫清障碍，即将于2025年成立，12月19日的三级职业联赛会议便是其中的一次预演。在体育总局的总领下，中足联将和中国足协并列为同级单位，规则及联赛治理等将更多由中足联确定，监管则是多重的。中足联的最终成立，毫无疑问地展现了中央对于职业联赛及职业俱乐部的高度重视。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和国家队及青少年相比，职业联赛的治理是最为困难的。比如国家队，完善的管理可以让国家队触及上限，完善的各级国字号球队建设可以让国字号步入正轨。比如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的冲突一直都是难点，堪称“九龙治水”，但其实赛事体系的相关负责人坐在一起，可能一天的工夫就梳理清楚了，“九龙”各自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治水”便可。
但一天的工夫，中足联可能连一个招商PPT都无法完成，更遑论谈判等事宜。一分钱，难倒了英雄汉。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表示：足球脱离不了钱，不要规避钱的问题，不要规避经济的问题，如果连大俱乐部都不买人了，青训还怎么发展？
另一个悲剧的例子：20日傍晚，中国足协发布第二批完成债务清偿的俱乐部名单（公示），当晚社交媒体便完全演变为“球员讨薪和质疑大会”。
中国职业联赛的发展，我们更应该注意的两大基本事实是：
职业俱乐部目前的政府、国企及托管，更多是托底性质，支撑着职业联赛的框架，无法实现职业联赛真正的繁荣。
职业联赛血肉的充实，必须在政策层面给民企更多的激励，包括且不限于可能的税收等激励，这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方向。
（三）体系建设严重缺失
在城市足球集团中国区CEO、深圳新鹏城俱乐部董事长汤锡钢《关于中国足球金字塔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的演讲中，联赛和俱乐部的金字塔体系，中国只有5级——三级职业联赛即中超、中甲和中乙，以及中冠，还有省市级业余联赛，这5级联赛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而英格兰、西班牙等联赛体系至少是10级，其中英格兰县级联赛俱乐部超过4万家。
正常来讲，完善的中国联赛体系至少应该是8到9级：
职业联赛3级：中超联赛；中甲联赛；中乙联赛；
半职业联赛2级：四大分区的中冠联赛；七大分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北和西南）的地区联赛；
业余联赛3到4级：省市级联赛；地市级联赛；县市区级联赛；镇级或街道联赛（乡村联赛、社区联赛）。
并行联赛可以建设三个左右的地方职业联赛：即京津冀鲁豫职业联赛；长三角职业联赛；大湾区职业联赛作为并行体系，在备战期和间歇期穿插进行。目前中国的联赛体系，地区联赛缺失，省市级联赛大都不健全，随后的地市级联赛发展相对不错，但县级联赛和镇级/乡村联赛没有纳入规划之中，各自为战。这一切，都凸显了规划的不足，更凸显了地方的不重视，背后自然也是对足球精准定位的不清晰和不了解。
换而言之，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不被重视，乃至于被认定为麻烦，在于各方似乎很少考虑产业提升的功能、就业带动的功能以及老百姓精神需求的功能。
需要重点提及的是：职业足球被认定为麻烦，很大原因来自管理的压力。有关这一点，过重的追责也是原因之一，解决之路很简单：突发事件只需要及时和依法合规处理即可无过乃至有功，足球层面的刑事和行政处罚第一时间公示形成震慑即可。
换而言之：在治安管理层面上要给地方政府和地方部门松绑。
回到足球，职业联赛和职业俱乐部的治理为何如此之难呢？
（一）竞技思维主导，经营思维缺失
中国职业足球31年的历程其实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94到2002，不缺钱；2003到2011，不投钱；2012到2019，金元足球乱花钱；2020到现在，没有钱。但不管有钱没钱还是不投钱，中国职业联赛的矛盾点始终集中在联赛的竞技层面：20年前的取消升降级，再之后外援增增减减，国字号和联赛矛盾不断，以及U23/U21等政策的起起伏伏都是如此。
职业联赛完全聚焦于竞技层面，忽视了职业联赛的整体经营和个体经营以及监管，成为中国职业联赛管理的最大败笔。换而言之，竞技思维盛行，经营思维缺失是最大的败笔。其中，监管其实也是经济层面的监管，不管是反腐，还是反赌扫黑，大都是从经济层面所衍生的。经营思维缺失细分的话，又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
整体发展缺乏经营思维，对联赛经营的开拓积极性严重不足。
个体经营受困多层面因素，目前普遍转向政府支持，坐等靠。
整体经营方面，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国家各层面全面支持，但职业联赛目前的主要赞助商只有华润怡宝和中国移动咪咕，外加一个装备赞助商耐克。不恰当地形容，昔日钦差大臣一把尚方宝剑便号令四方，如今中国职业联赛尚方宝剑绕身却形同乞丐。便如央企及子公司投资足球受限，但品牌宣传和营销推广的费用却是不受限的，足球第一运动的属性和职业联赛的广泛影响力接得住相应的费用。
个体经营方面的受限因素较多，提升足球比赛的上座率比例，比赛日全面为商业活动及娱乐活动进行松绑、给俱乐部更多的商业权限都是有效的办法。在当前普遍困难的情况下，中足联正式成立之后也有必要研究“冠名权”是否要向股东开放。
（二）困难多，见效慢，畏难而不进
通过最近几年对职业联赛治理的研究，我们也发现另外两个理念和思维层面的问题：
职业联赛治理难见效慢，由此难出成绩，管理者积极性不高。
职业联赛沉疴已久积重难返，管理者有畏难心理，得过且过。
从职业俱乐部自身，也有一个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缺乏自律和淡漠的规则意识、契约意识，坏了口碑，丢了信任。
有关这一点，假赌黑横行，欠薪有理违约不惧，绑架政府绑架球迷比比皆是，进而劣币驱逐良币。职业联赛和从业者，如果不能提升自身规则意识，再多重视也白搭。在这个层面上，管理者必须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但这个决心我们还没有充分感受到。中国足协和中足联更应该意识到：对于球员权益最为严格的保护，决定了行业的上限和发展空间。
在中国足球国字号初见曙光，青少年建设有条不紊的此刻，在保持对上述层面高度重视的同时，职业联赛的治理以及联赛体系的建设，是该放在中国足球的头等大事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