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王伟报道崔元日，一位从延边走出的朝鲜族小伙，从小就被北方足球之乡的足球精神吸引，他以文化课全省第172名的成绩考上中山大学日语专业，还入选了中大校足球队。既会日语又会踢球的崔元日，曾被广州富力青训梯队相中，成为了队里的日语翻译兼助教，跟着日本青训教练一干就是八年。这八年当中，他参与了广州富力与武汉三镇的青训，而且还与富力日籍青训教练一起进入驻点学校参与校园足球与富力青训的对接。
崔元日从小就特别喜欢足球，他上小学时是延边敖东队的鼎盛时期。在姨妈的带领下，他成为延边敖东队的忠实粉丝，常去现场看甲A联赛。
崔元日的父亲曾是吉林省梯队队员，因严重伤病退役。因为丈夫的经历，崔元日的妈妈不太想让他踢球，于是他在小学阶段学了六年美术。不过，由于当时延边的足球氛围很好，学校的球场是开放的，加上住得离学校近，崔元日还是得到了不少踢足球的机会。“那个时候自己也主动练球，经常下楼对着画有两个球门的墙就开始踢。”他说。
据崔元日回忆，当时延边一中的体育老师可以教学生们很规范的足球基本动作，“那时学校的一个土场上，都能有200多名学生踢球，学校的篮球场也被‘霸占’了，每天中午和晚上场上满满都是人。”
国脚池忠国是崔元日在延边一中的师兄，当时池忠国上高三，他上高一，当时池忠国就已经展示出明显高出其他队员的水平。“应该说池忠国前辈是真正从校园足球踢到职业队的球员，后来又成了国脚。池忠国的足球发展路线和日本、韩国的足球队员是一样的，就是校园足球从小学到高中的积累。”崔元日说。
崔元日的成绩能挤进当时延边一中的年级前十。“我回想过，自己学习好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自己是印刷厂的子弟。小的时候我在印厂里玩，不知不觉看的书比较多，养成了自己主动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成绩让他进入中山大学攻读日语专业，而儿时喜欢的足球则让他得到了能够近距离观察和学习日本足球青训先进理念的机会。
斯托伊科维奇出任当时富力队主教练后，他的日籍助手喜熨斗胜史开始协助富力俱乐部搭建以日本教练为主的青训体系，当时的崔元日主要负责搭建俱乐部日本青训体系、融合中日韩理念的校园足球培训工作。
崔元日早早就获得了中国足协C级教练员证书，并于2017年成为富力青训梯队的助理教练，后来又成为富力青训总监菊原志郎的助手。过去八年，他先后跟随5位日本职业级教练带队训练、参加全国比赛和出国交流。经过学习世界先进足球技战术，他整理出一套较为完整的学习日本足球技战术培养的理论体系。“在富力和武汉三镇担任青训助教时，我在这些日本教练身上学到了很多，我觉得级别越高的日本青训教练讲得越细。”崔元日说。
崔元日认为中国球员很缺乏个人战术能力，“很多中国球员个人技术不错，但在比赛中无法发挥，这不是技术与技能的问题，是因为战术能力上有较大不足。个人能力上一般分为个人技术能力和个人战术能力，好的日本青训体系一般是从传球开始训练，因为传球就会有接球的人，形成小组或群组，在团队中思考个人战术，这样队员就会考虑怎样接球，接完球再怎样控球运球或射门，一直在与对方的博奕中思考下一步，如何在与对方的脑力体力心理对抗中不断占据优势，这便是团队中的个人战术。”
日本足球青训体系给了崔元日不少启示，他也在深入研究日本足球为何从校园到青训体系都是快节奏的。“足球可以抢跑，强调尽早准备和尽早启动对踢球孩子意识地提升有很大帮助。如果一个人在意识上有提前量，那么当整个群组都有提前量时球队的运转速度会大幅提升。当个人战术能力强大时，那么这个队员有可能就是决定比赛走向的球员。”崔元日说。
崔元日认为，足球的快和早有区别，快是速度，早是时机。“早一点跑、早一点传，进球的机会就来了。足球运动员理解透了这点就会踢得更好。一步步教孩子，让他们知道怎么做，让他们自己想这个时机，让他们一步步掌握这个时机。”他说。
对日本足球青训研究颇深的崔元日说：“在日本这个问题已经有一个比较标准的答案。小学阶段的足球普及基本交给社会俱乐部，这里包括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足球学院培训网点（主要以技战术培养为主，职业教练授课）和小规模足球教室（类似网红个人足球工作室，提高小技术和个人能力为主）。学校虽然也有校队但其实更接近于足球社团活动（类似现在国内校园里的430足球社团），很显然社会俱乐部在各方面资源都是占优的，绝大部分小球员都将在校外接受6年的专业训练，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小升初阶段。”
“在小升初时，职业球队所属足球学院里的精英球员会被提拔到职业梯队，剩下的球员则会回到当地的初中或者转学到足球名校（基本上这些都是6年制中学）。被职业梯队淘汰掉的球员们带着强烈的遗憾转学到足球名门学校再继续努力奋斗到高中毕业，期间他们或许还能被国字号球队选中。其他球员的梦想则是在全国高中选手权大赛（日本最有影响力高中赛事）里大放异彩而被职业球队选中，高中时期没有被选中的球员也会选择继续在大学里踢球，因为他们大学毕业或研究生毕业后被职业球队选中或参加试训的情况也很普遍。”崔元日说。
“日本在小学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时都有进入职业足球的通道和契机，而且差不多都是以6年为一个培养周期的。”他说。
国内从校园足球进入职业足球完全的难度完全是两个概念。“目前来看，国内校园足球每6年的周期里，踢球的人数骤减、精英培养的难度则是递增，主要的问题发生在小学阶段的普及和精英培养里。”崔元日说。
崔元日认为普及的第一个难点是小学阶段足球适龄儿童生源分布不均。“适龄儿童都在学校，学校选拔校队，最多只有U8、U10、U12三支队60人，没被选上的孩子基本与职业足球无缘，因为校外基本没有比较专业的社会俱乐部，而且学校已经把能力最好的学生选走了，大部分社会俱乐部的球员基本处于零基础、天赋少、只能止步于兴趣班的状况。目前430足球社团虽然短时间内可以起到普及的作用，但实际上加剧了分布不均这个现状，因为各式各样的430活动让孩子们基本都是5点半后出校门，社会俱乐部无法在周中开展的周期性训练。”
在崔元日看来，普及的第二个难点是小学阶段教练员水平与球员水平不相匹配。“有能力的教练很难进学校，学校也无法鉴别教练员水平的高低，那么精英培养必定受阻。而校外培训机构的教练又只能教兴趣班，这就导致需要精英培养的球员6年后没有成为精英，需要普及提高的球员还没到6年就已经放弃了足球梦。所以只有把普及与提高做好做大，才能有更多的校园足球人在高中或大学时期进入职业足球的足球人口。”他说。
普及的第三个难点是大部分社会足球俱乐部没有体系化培养规划、职业俱乐部没有自己的培训点位。崔元日说：“对于大部分社会俱乐部来说，能让球员下课后准时来到球场就已成功了一大半，想搭建一套属于自己的培养体系需要有一位打造俱乐部风格以及可以指导年轻教练的青训总监，才能打造体系。目前国内的职业俱乐部虽然有较为完善的梯队培养体系，但没有按照自身青训理念和风格打造的培训网点，而英国、日本等足球发达地区都是由当地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肩负起普及足球运动的社会责任。”
从崔元日教练的中日足球少年培养方面的对比来看，国内在校园足球向职业球员培养方面需要破解普及和精英培养的难点。发现问题，找到破解的方式和方法，才能行之有效地培养未来之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