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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中国足球需要统一的体系和评判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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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刘翔宇报道 李明发现,自己今年突然多了白发。尽管他依然保持着健身的习惯,但看起来身型还是有些发福。“毕竟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笑着说,不变的是,说话时眼里依旧有年轻时的英气。

球员时代,李明参加过四次亚洲杯、四次世界杯预选赛,和中国足球有关的所有冠军他全部都拿过;退役后,李明执起教鞭,在国字号层面,曾担任国家队助理教练、U19国家队主教练;在俱乐部,管理岗位、教练层面,他都有丰富经验,是现任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曾任大连实德、阿尔滨俱乐部总经理,大连阿尔滨从中乙一路杀进中超的过程中,他功不可没,2013赛季,李明曾经是球队的“救火教练”。

回想起执教97国青的经历,李明坦然承认自己当时缺乏国字号主帅的经验,“有点过于追求完美了”。

善于学习和复盘,无论在踢球时还是退役后,这是李明的一个特点,尤其在荷兰的那段时间,李明如同一块海绵,不断地吸收周围一切有价值的信息,最终,他将每一段经历转化为收获,并在实践中应用。

一直在中国足球的一线,是球员、是教练、是俱乐部总经理,李明一直与中国足球密不可分。记者与李明有过几次深入的交谈,谈话中他解读了中国足球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方向,“足球的发展不一句话能概括的,是要脚踏实地地去干,其中围绕整个行业的专业化建设,是最为关键的环节。”李明说。

《足球》:在您看来,中国足球的主要问题在哪方面?

李明:就专业层面而言,现阶段中国足球的主要矛盾是缺乏高质量的训练和高水平的比赛,这是发展的重中之重。要想达到高质量的训练和高水平比赛,我们要有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让大家在一个共同的理念下去发展。逻辑上是当你有了这个高质量训练之后,势必就会出现高水平的比赛。训练水平提高了,比赛水平自然会提高。当然,我们国家地域广袤,有南北差异、气候差异、饮食差异,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还是要有一个基本上的比赛风格,也就是适合我们中国足球的比赛风格,通过比赛风格来确定我们采用什么样的训练体系。

另外,扩大比赛规模,建立社区联赛、区域联赛以及国家联赛三个层面的独立联赛。第三,足球离不开商业运营,要给更多的人以出口,目前有很多的人参与到青训当中,但其中99%的人最终可能都无法走上职业足球这条路,我们要有途径让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延续他的足球梦,即便踢不了职业足球,也可以投身到整个足球行业的各个工作环节当中。与此同时,完善国家队建设。这四点是并行的、共融的,是要同步发展的。

如何确立中国足球的体系和风格呢?

我们可以分两条线来制定总体规划,一条线是要有竞赛体系、行政体系的保障,另一条线是尽可能地邀请一些一线人士,有过丰富运动经历的,包括一些外教、青训专家、亚足联和国际足联的技术官员等等,共同来探讨如何建立适合我们的体系和比赛风格。行政体系和专业体系并行,有目的的进行规划,配合足够清晰合力的组织架构,形成合力。

在明确目标后,可以因地制宜,比如全国分成几个大区。南北气候差异比较大,南北球员的身材、成长发育时期不太一样,甚至训练条件也不一样,有的夏天很长,有的很短。我们可以基于区域来发展,但要有统一的风格。全世界的足球发展都是这样的,现代足球是整体足球,现代足球提高自己的技战术能力,一定是在青少年足球发展过程当中,在自己的位置上提高自己的比赛能力,要一层层的培养。通过整体的帮助,在个人位置上提高,你才能成长为一个优秀球员。我们应该是一种比赛风格,在统一风格的前提下,技战术细节上的差异化是允许的。

如何解决比赛数量和质量的问题?

要发展的前提条件是去扩大基数,基数越大,哪怕比例再低,也会发展起来。欧洲有几千家足球俱乐部,中国几级联赛加起来可能才五十几家俱乐部。我们的人口很多,要扩大足球人口,首先要扩大足球俱乐部的规模。全国的俱乐部都参加高级别联赛也不现实,我个人认为应该丰富比赛的多样性,比如大力发展地区联赛,即以陆路交通为主,划定区域,地区联赛势必会带动地区足球的发展。

由社区联赛扩大到区域联赛,这些作为基础,然后是国家联赛,三个层面独立的联赛,这样会让更多的人看球,更多的青少年踢球,很重要的一点是给希望以足球为职业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出口。比赛多了,俱乐部就会多,从业人员就会更多,更多的人有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收入,可以养活自己。

也就是培养地域足球文化?

比如在职业联赛中,大连和长春相遇,这两个地方的球队比赛无法形成地域德比,最多就是一年两场联赛的正常比赛,但如果有地域联赛,东北大区内循环,竞争也许会很激烈,大家也喜欢看。我们总说足球文化,但要弄清楚一点,应该是先有比赛,才能有文化,而不是先有文化后有比赛。有比赛了,看的人多了,大家都爱参与其中,文化逐渐就形成了。

《足球》:横向比较日本足球文化,我们总会提到《足球小将》的作用,一部动画带动了很多年轻人,但感觉文化的建立很难简单复制?

李明:日本这个国家较小,很容易把一些事情、事务都给集中处理了。我们国家地域辽阔,而且我们体制也不同,要因地制宜,更需要一个顶层设计。我们回头想这些问题,体系建设也好,训练比赛也好,体育商业化是很重要的推手。因为足球是一项群体运动,只有参与的人多了,才能发掘出更好的球员,这就需要给他出路,培养青少年,未来让他可以成为球员、足球教练、足球管理者、球探、足球产业各个环节的工作者,他们要有更多的就业机会。

另外,像欧洲很多人,他们继承了家族产业,他们愿意每年拿出钱建设社区球队,愿意到现场看比赛,有这个意愿去参与这个运动。我们目前能吸收消化球员的平台和机会太少了。有些单项项目的运动员,也许各地方体育局会消化掉一些,但是足球每年都需要这么多人,而且每年竞争都很激烈,真正能进入或者说留在足球这个行业的凤毛麟角。

足球俱乐部要有商业价值,且具备社会发展责任,这是两个方面。比如在北京,国安就有这样的责任。北京孩子都看国安,国安也希望可以通过好的成绩,让更多的北京孩子喜欢上足球,让北京踢球的孩子都想着有一天能够来国安踢球,这就是社会责任感。当然,现在俱乐部培养一个球员的成本也挺高的。如果能够在各自区域内,就地解决了区域的教育问题,在区域内各家庭承担责任,那也会降低很多成本。

现在很多地方没有高水平俱乐部,那家长只能把孩子往别的地方送,这个成本就高了,而且这个成本要么由俱乐部承担,要不就是家长来承担。如果能够开展好区域联赛,各地区的水平都提高了,俱乐部多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足球是个系统工程,现在我们通常只看到了个别问题,比如把校园足球、业余足球、俱乐部这些,都割裂看了,但其实每一个问题都是交织的。

回归到体工队模式是否可行?

不现实,国家队一定是要依托联赛的发展,这是水到渠成的事。因为足球运动不是个人投入巨大的成本就可以练得出来的,不是说我一个人每天举重举100次就可以出成绩的,你一年让足球运动员练1万小时,他也出不来。要尊重足球发展规律。足球是从小培养的,人有欲望才能从事好这项运动,体工队的模式没有这种欲望了,大家都只能跟着级别走,动力和欲望上会下降很多。

所以我觉得从专业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扩大区域影响力,没有区域影响力,你就不能有规模,没有规模,就没有基数,没有了这个商业目的,就没有人有积极性和动力。

具体如何去管理呢?

可以设立区域联盟,比如全国分六个大区,各区域有负责人。各区域内依托各地方足协再去搭建组织机构,资源都对接上。一些比较偏远的区域,无法参与到整个体系当中的,可以由中国足协直管。但组织框架的建立需要时间,不可能说所有的设计都在一夜之间完成。

评价标准似乎也是缺失的?

只有建立了体系,才能有评价标准。统一体系,统一标准,所有的国家都是这么来发展自己足球的,这不是秘密,只是我们目前还没有达成一致。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国足球技术总监这个职位应该非常重要,他决定了中国足球发展的所有方向,给他三到五年一个周期,在周期内进行考核,他需要完成对讲师的培训,另外要他来决定各区域总监的人事安排,中国足球的技术风格设定,体系化搭建,由他来完成,然后领导来做决策,其他行政部门来辅助他,协调地方区域性的一些关系等。

如果总监决定不了讲师,决定不了如何来培训教练员,那谁来执行他的理念?如果说区域总监不是中国足球技术总监来安排的,他不执行总监的安排,体系也无法贯彻下去。对国字号球队而言,总监来制定风格,由他来选择符合的教练,然后教练选拔球员。这是前置性工作,这个架构要非常清楚才行。

《足球》:过往的经历对您在如今的工作中有什么帮助?

李明:经历是一方面,感受也特别重要,我在实践当中,确实看到体系化的重要性,而且从专业层面上看到我们中国足球发展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找不出好的球员呢?为什么我们很早就发现中国球员断层极其严重,但迟迟没有办法去解决它。后来我也在反思,我在国安开始实施体系化管理,得到了很多的思路,当然我们不可能一天就出了成绩,但我们看到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在内部也达成了共识。

俱乐部能够直观地看到断层的现象,但俱乐部也在其中,往往很难跳脱出来,一个教练,他也许能带出一个好队伍来,但是他形成不了连续,另外,我们很少能在基层发掘教练到一队来,因为没有体系。热内西奥就是受益于里昂的体系,在体系里拔上来的,后来成为了优秀的教练,包括施密特也是从体系中培养出的教练。

我们其实也有这个意向,在内部去培养教练,希望本土教练在未来能够涌现出来,因为你只有使用了自己体系内的教练,他才知道下面我有什么好球员,这些球员适合什么阵型,哪些梯队的球员可以更早提拔上来为这个阵型打法所用。有了体系之后,教练的理念会非常清楚。足球不仅仅是某一个小环境所决定的,如果这种方式被大范围推广,那将会变得更加有活力。

我们的梯队教练可以进入到一队,甚至成为主教练,我们的退役球员可以进入教练体系,因为都是一个体系出来的,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哈维,西班牙这么多的教练员,都是这么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DNA。

您是从球员到教练,再到俱乐部管理者,在这个过程,哪个阶段是最关键的?

球员时期的经历很重要,我在国字号时间很长,接触了很多优秀的教练,同时我也赢得很多冠军,参加了很多洲际比赛,中国的比赛所有冠军我都拿过了,所以从心理上、信心上、抗压能力上,对我都是很重要的帮助,而且我愿意接受新的东西,愿意去学习,可能我对足球敏感性比较强,而且我只专注在足球方面。我喜欢去观察一些新的趋势,并且在我的工作当中去实施,实施的过程本身也是学习。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学习时期是我在欧洲的时候(2014—2015年李明一直在荷兰),那时是全方位的学习、不停学习让我在各个层面得到了一些认知。我每天都去看训练、比赛,和教练交流,得到专业知识;我也去看青训,看青少年的训练,参与青少年教练的讨论,获取青年发展的信息。这个阶段大概是一年半的时间,最多的时候我每周可以看三到五场比赛,求知欲望比较强。有的时候为了一场重要的比赛,我会提前去跟俱乐部协商,看看是否可以看一下训练,有些俱乐部也会同意,比如当时科曼(罗纳德·科曼)带着费耶诺德,比赛之后我会跟他进行沟通。

虽然只有十五、二十分钟时间,但我会提出问题希望得到他的解答。比如有一次我问他,大部分时间球队都采用四后卫,为什么对阵格罗宁根的那一场比赛用了三后卫,他说因为对手有两个非常快的边锋,我们需要把阵型往前提,他说更关键是我有这样的球员,他的回答让我解惑了。先有球员,再有战术,比如前一阵我看瓜迪奥拉的采访,他说自己把欧冠想得太复杂了,所以使用一些非常奇怪的战术,结果反而不好。

我也会到一些基层的业余俱乐部、青训俱乐部,去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是如何生存的。其实他们很多员工都是志愿者或者家长,政府可能会针对每个参与的孩子给一些补贴。同时,我也了解了一些商务模式,比如我到荷兰联盟去了解他们如何运作,去荷兰足协沟通,他们当时正面临着荷兰足协的改革,尤其是在足球技术方面的改革,当时他们没有进世界杯,开始进行反思,滕卡特当时在荷兰足协,海牙俱乐部是足协设置的六个合作试点之一,我看他们如何来改变自己,哪些是宝贵的经验。比如他们在洲际赛场的表现不好,因为他们很多是人工草,那现在很多球场都恢复到了天然草,很多细节问题。

这种经历有很大的帮助,但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的教练或职业足球经理都会有这样的条件?

我认为我们可以组织去深入学习,一定要花一些时间真正沉下去。现在中国足球缺的是人才,缺的是具有共同理念和视野的专业型人才。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可以选拔出一些人才,按照三年计划或者五年计划,从25岁到45岁之间选拔一些优秀的、有潜质的教练员、工作人员或者商务人员去欧洲进行学习交流。至少在一个阶段深入到各层面去了解,每个人都要了解不同岗位的人和不同岗位的理念,比如在竞赛、技术训练、俱乐部运营、商务、科技、青训等各个层面深入学习,这样回到国内很容易形成共识,如果说大家没有共识的话,那很难达到一致。其实我们国内也是一样,不要只坐在办公室里去开一些研讨会,看PPT,一定要深入到各个环节的具体场景中。

《足球》:很多人都觉得你们那一代球员非常强,现在这一拨球员和你们的差距在哪里?

李明:不能这样比较,我们当时踢的足球,和现在的足球截然不同,我们那会儿更多是有氧,现在无氧的场景更多,而且节奏更快。换句话说,我们那时候的踢法拿到现在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没法直接拿来比较。

大家都觉得中国足球面临着非常严重的情况,联赛的关注度越来越少,国字号成绩不好,如何从低谷期走出来?

作为足球人来讲,应该去接受这个现实,并且去承担这个责任。我们只能通过自身努力,去积极地做出应对。当然了,联赛受到了疫情的影响,疫情不光影响到我们,也影响了各行各业。另外,前几年足球层面确实投资过热,导致当疫情来临的时候,问题一下子就被放大了。我觉得事情都是两面的,经历了这个阶段可以让俱乐部在未来的发展中有很好的借鉴,我们也希望俱乐部能够真正地进入到良性的循环当中。

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尤其青训层面,出现了断层,没有出现天才球员,并且没有根据情况进行调整,我们更多在追求职业联赛一线队的成绩,忽略了青少年在足球规律上的发展。很多原因综合作用,导致国家队的成绩不好,其实多米诺骨牌早就被推倒了,国家队是最后一环。我们知道,国家其实下了很大力度,无论从重视程度、归化球员,以及对国家队管理保障层面都做了很多,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了。

国家队的成绩呢,您觉得短时间内是不是已经很难有大的改变了?

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冷静的、客观地认识到,现在我们国家队没有绝对的竞争力了,这是我们要面对的现实,甚至会在一段时间内都是这样。

会出现更差的表现吗?

那倒不至于,但是如果想突破,我觉得短时间内很困难。我们可以从现在就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比如通过系统,而不是单一的体系去发展国字号,国字号先拎出一个体系才能够向下延伸下去。我们现在在国内有不少好的国外专家,我们可以听听他们的意见。我们也可以听听一线从业者,一线教练、球员的意见。我们前几年有那么多好的外教、国际知名的教练,但我们没有组织每年的研讨会,或者公开课,很少很少。他们可以讲讲他们的理念,讲讲他们在中国执教遇到什么困难。大家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我在欧洲的时候,他们也有所谓的万人大会,教练员大会,那是非常好的交流机会。现在依然有很优秀的外教和外籍青训总监在中国,完全可以召集起来,给出一些好的建议。其实足球没有秘密,标准答案就在那。

《足球》:您曾担任过97国青主教练,全国大范围考察摸底球员,在您看来,青少年阶段,南北球员的差异有哪些?

李明:越小的时候,南方孩子的力量会相对更好一点,速度更快一点,北方的球员往往是在后期发展越好。你可以发现,国青、国少其实大部分是南方的孩子,可能在偶尔某一个年龄段上,北方孩子出来了一些,但大多数时候,还是南方孩子更多。南北方孩子身体的差异,有饮食差异和气候差异,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广东地区可以在晚上继续组织体育活动,但北方天寒地冻的,孩子只能回家睡觉了。

选材重要,还是培训方式重要?

天才球员在小的时候优势明显,可能越大的时候越变得没有那么出挑,很多球员可以通过努力去弥补天赋不足,现代足球更需要整体性的发展,当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

一直有一种观点,就是在中国很多的天才球员被埋没了,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没有体系化,一个教练一个想法。球员在U13的时候,这个教练喜欢灵活快速的,等他到了稍大一点年龄段的时候,换了个教练喜欢身体强壮的,喜欢直线型比赛方式的,一些刚成长起来的球员就被扼杀了。没有标准的话,挑了这批扔了那批,很多球员因此被埋没。

同时,现阶段评判球员通常是主观的,我们没有体系化,也没有数据支撑,所以没有评判标准。你不知道这个球员到底哪里好哪里坏,大部分现阶段球员都是面临这样的情况。

回顾一下您执教国青的过程,97国青在预选赛中打出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以小组第一的身份出线,但在亚青赛决赛阶段成绩并不理想,您复盘后觉得问题出在哪?

国青组队的时候,选材面较少,这个年龄段只有一千来人,我们团队当时看了很多的比赛,包括去考察一些海外球员,结合自身情况和现代足球的发展规律,制定了从后场控球到前场压迫的打法,我一直秉承的是希望能够培养出更多优秀球员的想法,去指导的训练和比赛。预选赛我们打得非常好,那时候还是比较清晰的理念,大家的执行力也比较强。

到了决赛阶段我一方面想追求好的比赛过程和结果,另外也想培养出更多的好球员,有些太追求完美了,所以没有及早地确立主力阵容,最终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这是非常遗憾的。但我们团队的氛围一直很好,包括我和球员之间的关系,我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球员也有所收获,他们现阶段在各自俱乐部发展的都不错,而且他们也充分地了解了如何在现代足球体系当中展现自己的实力。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确实在执教国字号球队经验不足,如果能够在培养球员的同时更好地简化比赛的过程,结果应该会更好一些。后来我和团队总结,我说这个责任主要在我,我太追求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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