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马德兴 德兴社
稳定过渡
目前，中国男足国家队正在苏州隔离，在时隔16年重夺亚洲冠军的中国女足的反衬下，似乎毫无存在感。眼下中国足球最令人关注的，恐怕还是2022赛季职业联赛怎么办？尽管在外界看来，中国男足似乎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但中国足球行业的从业人员很清楚：当下的中国足球最重要的就是尽快在新赛季让职业联赛全面恢复到正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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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全面恢复主客场
尽管中国男足国家队冲击12强赛已经宣告失败，未来3月的两场比赛也仅仅只是例行公事，但对中国足球而言，最致命的打击其实并不是国家队冲击失败，而是受疫情冲击，一周一赛的主客场赛制全面停摆两年，中超只能以集中赛会制方式完赛，且被迫大幅度压缩赛程。这就导致中超成为当今世界足坛甚为奇葩的赛事，这从诸多离开中超的外援在接受各种采访中就可以深刻感受到。
很多人将此归罪于中国足协，但不管是足协、还是目前暂时负责职业联赛运营的中国职业俱乐部联合会筹备小组或各职业俱乐部，都不愿意实施这种赛制，而且，更加掷地有声的反问是：为什么一场可以容纳几万人的演唱会、音乐会都可以正常进行，缘何一场平均只有两三万球迷的足球比赛无法正常展开？职业联赛本身是一项高度市场化的赛事，需要通过门票销售等基本的商业收入来维系运营。禁止球迷入场、被迫采用集中赛会制，这是彻底“断”了俱乐部最起码的收入。
事实上，目前正在全面推进的股改遭遇阻力，与过去两年的集中赛会制不无关系。不是没有企业或公司愿意接纳或介入到俱乐部的运营中，很多地方企业或公司明确提出一点：如果赞助或介入，最起码应该让企业或公司可以在眼皮底下看到所赞助或介入的球队、能在家门口看到自己的队伍打比赛。这样的要求并不过分，如果连球队的影子都见不到，则企业或公司凭何去赞助或介入俱乐部的运营管理？难道就仅仅只是负责“拿钱”？这样的“冤大头”肯定不会有人乐意。
所以，中国的职业联赛需要继续生存下去，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已经迫在眉睫。某种程度上，这已经是事关中国足球“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了。当下，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哪怕疫情再严重，足球联赛已经全面实施主客场制，且全面向观众开放。如果中国的足球联赛能够全面恢复，某种程度上也正好可以向全世界全面展现中国在防疫抗疫方面的伟大成果。
也正因为此，早在今年1月初结束2021年赛季前，中国足协就已经开始酝酿全面恢复主客场制，并开始与更高的相关部门展开沟通。目前，足协已经提交了申请报告，希望能够全面恢复主客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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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队需报多个主场
当然，在整个过程中，中国足协也针对现实情况提交了多套预案。譬如，为确保全面恢复主客场制，今年中超各俱乐部在上报主场时不仅需要上报第一主场，还需要上报第二、第三主场，而且这些主场是符合职业联赛相关要求、能够随时投入使用。这主要是为应对随时有可能出现的疫情做准备。
以北京国安为例，由于工体目前正在为2023年亚洲杯赛进行重建，正常情况下会选择丰台体育中心作为第一主场。但是，当丰台区遇到疫情反弹的情况下，丰台体育中心就不可能再成为国安的主场，国安就有可能会选择大兴或顺义作为第二、第三主场。当然，第二、第三主场必须符合中超联赛标准与要求，无论是草坪、灯光等各个方面，都需要达标。如果中国足协与中足联筹备组所提交的全面恢复主客场的申请得到批准，在中超联赛开始前，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将会派出相关人员对各俱乐部上报的主场进行全面考察，只有达标后才能获得通过、作为备选。而且，一旦出现极端情况，像国安甚至有可能会选择在北京市以外的地方作为主场，以应对职业联赛正常展开。
这当然只是其中的一个预案。不管是中国足协抑或是中足联筹备小组，还准备了主客场制申请未能获得通过的联赛预案。如果主客场制无法正常展开，则2022年的中超联赛包括中甲、中乙联赛将依然不得不与过去两个赛季一样，以集中赛会制方式展开，但具体赛程不会像去年那样密集，而且将全力以赴保障能够进行34轮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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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在4月22日开赛
按照目前草拟的计划，2022中超联赛最早开赛时间为4月22日、23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男足国家队将参加3月24日、29日的最后两轮世预赛12强赛，届时中国99年龄段U23国足也将利用这个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窗口安排前往西亚拉练，也就是先前外界广为报道的迪拜杯赛。两支队伍在完成各自赛事任务后，将乘坐一趟航班返回国内，然后接受例行的“14+7”的隔离。这就是说，中国男足两支国字号队伍如果在3月30日启程回国、31日抵达国内的话，经过21天的封闭隔离后，彻底解禁最早也已经是4月21日了。所以，在这之前，中超联赛断然不可能开赛，而4月22日、23日正好是一个周末，所以中超联赛安排在这个周末全面展开。
当然，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开赛，对有国脚或U23球员入选的俱乐部而言，显得有些“不公平”，因为联赛开始前，球队完全没法展开磨合。但是，如果联赛开始时间再往后拖的话，则很有可能无法按照国际足联的统一要求，即在今年卡塔尔世界杯赛前最晚一周即11月14日前放人。尽管鉴于目前中超俱乐部的现实情况，很有可能无法再像2018年世界杯赛那样拥有10多位出战世界杯赛的外援，但哪怕放走个别外援，也会对俱乐部产生不利影响。所以，按照草拟的赛程，中足联筹备组希望在11月13日结束中超全部赛事。
在这种情况下，各俱乐部只能想办法在联赛前期克服因国脚或U23球员被抽调所带来的问题。而且，这也是为了能够在2022赛季更完整地进行完中超联赛，最大可能“挽救”中国足球的根基。对各俱乐部来说，国家队在本月24日结束“14+7”的隔离后，在3月10日出征西亚、备战3月下旬的最后两场12强赛比赛前将不会再组织集中，所以各俱乐部球队只能是利用这两周时间进行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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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间歇让路国足
从4月22、23日这个周末到11月12、13日这个周末，期间总共有30周时间，因中超联赛今年有18支球队参赛，所以总共需要进行34轮比赛。这就意味着，今年的中超联赛会出现多次“一周双赛”的情况。如果再穿插进行足协杯赛，一周双赛的次数可能会有所增加。
与前两年相比，2022赛季中超联赛也会按照国际足联所指定的国家队比赛窗口进行暂停，但时间不会像前两年那样。根据国际足联拟定的2022年赛历，在3月21日至29日这个国家队比赛窗口结束后，还有5月30日至6月14日、9月19日至27日这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虽然中国男足国家队在今年已经没有重大赛事任务，但毕竟需要备战2023年亚洲杯赛，所以依然将会展开集中，而中超联赛也将会在这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暂停。
除了这两个窗口期外，7月19日至27日在中国进行的的东亚杯赛和9月7日至25日的杭州亚运会并不会暂停中超联赛。目前，按中国足协以及中足联筹备组的意见，在杭州亚运会期间，因为出战的是99年龄段U23国足，可能会影响两到三轮联赛，准备采用“豁免”的方式来解决球员征调问题。球员如果被U23国足征召，其所在俱乐部球队将在这期间不再执行U23政策。至于如何出战东亚杯赛，则依然还在商讨、协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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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比赛窗成补赛期
尽管今年的中超联赛已初定两个国际足联指定的国家队比赛窗口期暂停、“让路”国足集训，但同时，为针对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中国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也将充分利用这个比赛窗口期，将这两个时间段设定为“补赛期”。
具体说来，就是中超联赛如果以主客场制方式全面展开后，一旦有意外或不可抗拒因素出现，譬如，涉及到中超球队所在地出现疫情反复，导致联赛场次无法正常展开，而其他场次则依然照常进行。于是，被迫暂停的联赛场次就安排在6月与9月的这两个国家队比赛窗口期进行补赛。与此同时，为确保俱乐部球队的补赛正常进行，所涉及到俱乐部的国脚暂时不参加国家队集训，而是留在球队中正常参加联赛。毕竟，国家队集训并非最重要的，而且也不会对国家队集训产生太大影响。当然，无论哪一方都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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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会窗口欲重新接轨
过去两年受疫情冲击，中国职业联赛赛程打乱，这也导致转会窗口全部被打乱，与国际足坛的转会窗口期完全“脱轨”。按中国足协以及中足联筹备组的设想，在今年联赛争取全面恢复主客场制的情况下，希望转会窗口也能全面重新接轨国际足坛。
此前，中足联筹备组已经通过中国足协向国际足联上报了2022赛季国内职业联赛的转会窗口期。国际足坛的冬季转会窗已经在1月31日截止，但由于中国联赛最早在4月下旬才能展开，因此，国内球员转会窗由原本的1月17日到4月8日，延后为2月14日至4月15日。
至于夏窗，则初步将与国际足坛接上轨，开窗时间为8月1日，至8月31日结束。当然，鉴于中超联赛能否如愿在4月22日、23日重启，目前依然还是未知数，所以，中国足协以及中足联筹备组有可能会根据实际开赛时间调整转会窗口时间。
如果一切都能够正常，则进入到2023赛季后，转会窗将完全与国际足坛重新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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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冠选择权交俱乐部
如果中超联赛按照目前设想中的计划在4月22日、23日全面展开，意味着今年中超联赛不会给亚冠联赛“让路”。于是，中超四强面对亚冠联赛怎么办？这就成为一个“幸福的烦恼”。据笔者了解，不管是足协还是中足联筹备组都已与中超四家俱乐部打过招呼，即在赛程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俱乐部自行决定是选择“亚冠为主”还是“力保中超”。
按亚足联先前公布的2022赛季亚冠联赛赛程，今年亚冠联赛附加赛定于3月15日进行，长春亚泰将在主场迎战澳大利亚悉尼FC队与菲律宾卡雅-伊洛伊洛队之间的胜者；东亚区小组赛正赛则定于4月15日、16日展开首轮角逐，至4月30日与5月1日结束第六轮比赛。所有小组赛全部采用集中赛会制，亚足联稍后时间将会公布每个小组的主办地。中超四队因现实情况，均没有提出申办。
对照计划中的中超联赛开赛时间，很显然存在着赛程冲突。而且，在完成小组赛后回到国内，按照相关规定需要接受“14+7”的隔离，最早在5月22日才能彻底解除隔离。这就是说，如果派遣主力出战亚冠联赛，则至少将有六轮中超联赛会受到影响。如果穿插安排一周双赛的话，则受到影响的轮次将更多。
假设中超四强选择全力以赴出战亚冠、并最终拿到小组出线权，则随后还会遇到类似问题。按照亚冠赛程，东亚大区将在8月18、19日进行1/8决赛，8月22日、25日分别进行1/4决赛与半决赛，比赛同样采用集中赛会制。
即便是参加亚冠联赛的中超四强联赛场次全部延后，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即便是联赛编排过程中所预留出来的补赛期，恐怕也无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安排补完全部比赛。而且，即便是可以安排补赛的话，因为涉及到的球队众多，国家队在国际足联指定的比赛窗口期也就无法展开集训。
反复权衡后，所以，中国足协与中足联筹备组只能首先确保中超联赛先全面恢复。无奈之下，究竟是派主力还是预备队出战亚冠？这个难题交给俱乐部自行选择。
在疫情的背景下，很多东西是足协无法决定的，而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与配合。相比之下，近邻韩国和日本足协向政府申请，只需要经历最长七天的隔离时间。12强赛期间，日本国家队球员在客场作战后回到国内原本也需要接受14天的隔离，但这遭到了日本俱乐部的强烈反对，日本足协与职业联盟联名上书，将隔离期缩短为6天。同样，越南国家队赴客场参赛，回到国内后，仅仅只是接受为期3天的医学观察。而越南的俱乐部球队去年全主力出战亚冠联赛，回国后也只是进行了最长一周的隔离，随后全面恢复正常。
所以，面对如今的现实，一个可能的情况是：今年中超四家俱乐部很有可能会像去年那样，以预备队或青年军出战。至于最终的比赛结果，恐怕无需多言。当然，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索性直接选择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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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维系不变求稳步
2022赛季各项政策是否会有变化？这显然也是外界所关心的。据笔者了解，从目前情况来看，为全面恢复、重塑职业联赛形象，原则上，各项政策将会维系不变，希望以此能够平稳过渡，不让各职业俱乐部再产生新的震荡。
譬如，在外援政策方面，中超联赛依然将实施“注6报5上4”的规则，也就是一个赛季中，一家俱乐部最多可以注册6名外援、同时报名的则为5人，每场比赛中同时出场最多4人。对于“亚外”则没有明确规定，征战亚冠联赛的球会可以选择一名“亚外”。因今年的亚冠联赛报名参赛规定中，对于报名参赛的外援人数没有限制，但每场比赛出场依然是“3+1”。因此，这项规定与亚冠联赛并不存在冲突。至于2023赛季的亚冠联赛中，亚足联将增加外援出场人数，因目前尚未有最终决议，所以，足协和中足联筹备组暂时未考虑这个因素。
再譬如，今年中超联赛扩军为18队后，将实施“两升两降”制度，不再像疫情期间那样临时实施附加赛制度。所以，在计划中的11月13日中超联赛34轮比赛结束后，积分最后两名将直接降入中甲。而中甲联赛的前两名将直接升入中超。这将恢复到疫情前的正常情况。
同样，像“U23政策”也将会在今年的联赛中继续实施，即每队在每场比赛中必须确保至少一名U23球员始终在场上。如果U23国家队组织集训或征战包括亚运会在内的比赛时，则被抽调球员所属的俱乐部，很有可能执行“豁免”政策。
至于“准入制度”问题，鉴于目前的现实情况，中国足协下属的准入部门已经初步草拟相关规定，部分标准如梯队数量等将有所放宽，但整体基本维系原先所实施的标准与要求。而且，只要不存在欠薪情况，基本不会有太多障碍，这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国内的职业俱乐部更好地度过目前的寒冬。但如果存在欠薪情况，无论欠薪多少，则基本没有通过准入的可能。有关传言中的进一步限薪，同样也是现阶段帮助俱乐部渡过难关的具体要求。某种程度上，所谓的进一步限制要求并不是中国足协这个层面所能够左右与决定，而是足协必须要执行相关要求。
当然，相关具体的细节尚有待中国足协在稍后时间召开的2022年度职业联赛工作会议期间征求意见、展开商讨、统一公布，并最终展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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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工作裁委会主导
2022赛季，如果说将会有什么重大变化的话，或许应该是裁判方面，即新赛季联赛裁判选派等工作将统一由中国足协裁委会主导，而不会再像去年那样由中足联筹备组负责，也不会像过去那样，由足协下属的裁判部负责。应该说，这是中国足球在裁判员管理方面向“专业化管理”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近年来，职业联赛中的裁判争议从来没有停止过。先前，因为足协下属的裁判部在具体负责相关工作，所以足协被扣上了“搞均衡”的帽子。去年，足协将职业联赛统一划到“中足联筹备组”，足协不再具体负责裁判委派工作。尽管争议相对较少，但这与联赛本身竞争力大幅度减弱不无关系。而且，虽然中超联赛的裁判争议大幅度减少了，但中甲、中乙联赛中的争议却未曾减少，像成都队参加比赛、启用四川籍裁判执法等这种公然背离基本公平原则的现象，较之中超联赛中因裁判本身能力、水准等所引起的争议，性质更为恶劣。而且，某种程度上，中足联筹备组负责管理裁判，本身也存在着“名不正、言不顺”的管理对口问题。
今年1月20日，中国足协第11届裁判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以线上结合线下方式进行。这是中国足协成立的又一个专业委员会，裁委会由原国际级裁判孙葆洁任主任、杨志强担任副主任，陶然成、谭海、胡剑虹、牛惠君、姚庆、刘庆伟、赵亮、苏继革、耿志伟等担任委员，足协裁判部部长刘铁军任执行秘书。这个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几乎全部都是男、女前国际级裁判出身，是真正的足球裁判界专业人士。成立这个专业委员会，目的就是真正落实目前所提倡的“专业人做专业事”。
本次会议最重要的一项议程就是成立九个专项工作小组，包括：评议、培训、选派、监督评估考核、女足裁判工作、规章制度、科研与信息、五人制与沙滩足球裁判、VAR工作、会员协会等。换言之，就是整个中国足球界的裁判工作将统一纳入到“裁委会”这个专项委员会的领导下展开，从各项具体工作的筹备到执行、再到管理与监督，期间将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性。而且，这个委员会也相对独立，不再像以往那样受制于足协裁判部或中足联筹备组裁判部，裁判员的管理完全由该委员会负责。
整体而言，这项变化或者说改革举措的方向是正确的，就像英超裁判的管理既不属于英格兰足总、也不属于英超联赛，而是完全由一个独立的“职业赛事比赛官员（裁判）有限公司[Professional Game Match Officials Limited（简称‘PGMOL’）]”来进行管理。在中足联筹备组尚未公司化、中国足球裁判尚未职业化的前提下，裁判员交给一个相对独立的委员会进行管理，似乎也更为合理。这个变化本身或许是专业化治理方面所展开的一次有益尝试。当然，最终效果如何，恐怕还是需要实践检验。
中国男足国家队冲击卡塔尔世界杯再次失败，让有关方面包括归化等一系列急功近利的“豪赌”举措全面落空，各方再次强烈发出了“联赛为本”的怒吼之声。所以，面对困局中的中国足球，中国足协的首要原则就是全力以赴争取让2022年中超、中甲、中乙等三级联赛全面恢复正常，“不折腾”也成为第一选择。那么，新赛季的中超能够如愿以偿地正常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吗？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