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苏超”成为江苏乃至全国体育传播的现象级事件。作为一项区域城市足球联赛，其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聚拢热点话题、人类情感和商业机会，形成火爆的观赛热潮和政商联动，令人惊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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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法国人文主义者皮埃尔·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在19世纪末提出复兴奥运会时，目的是希望通过国际体育竞赛促进各国青年的相互理解与尊重，用“在体育场上比拼，而非在战场上对抗”之理念来构筑全球和平的桥梁。他的这一理念能在俄乌、巴以、以伊等国际冲突持续不断的背景下，在经济富庶和人文兴盛的中国江苏得到鲜明的具象化，显得尤为珍贵，也让我们对体育所承载的人类和平和繁荣具有了更加强烈的渴望。
“苏超”为什么会如此火爆，我认为可以从人类本性、体育属性、平台机制和区域经济文化条件等多个维度来分析。
一、体育作为一种符合人类本性的高度仪式化的身体表达方式，是一种跨语言、跨文化和跨阶层的“通用语言”和“情感媒介”，能让市民相互看见，共同对抗“数字漂浮感”
苏轼有诗云：“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他的言下之意与传播学中的“情感共振”理论不谋而合——传播要致效，传者要让自己和受众能产生情绪共振。
“苏超”联赛是如何与公众产生情绪共振的呢？其一，是以其本地化、草根化的竞技场景，将足球这一“身体语言”与市民的城市身份和社区荣誉紧密绑定，不仅让人们“看球”，更让人们“入戏”，极大地激发了球迷的区域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家乡球队或球员加油，为“我的城市”呐喊，为自己的企业冠名，不仅是一种娱乐消费行为，更是一种身份认同的自我确认。在一场场“我为你呐喊，你代表我出战”赛事中，体育成为连接“我”和“我们”的情感媒介。其二，是在当下经济顶压前行、消费向优向新的背景下，人们迫切需要性价比高的“情绪消费”出口。而“苏超”让观众通过观赛、助威、模仿和吐槽等形式，在疏离的社会结构中构建出一个个“临时社群”，进行短暂的“对战”，实现日常压力的释放。其三，是体育赛事本身具有低门槛、高参与、高对抗性和强情绪等特征，是“高性价比”的集体狂欢。没有了“价格杀手”带来的紧张，观众花点小钱就可以获得强烈的参与感与存在感，非常过瘾。因此，“苏超”不仅是一场足球赛事，更是一种对“消费时代群众情绪”的精准回应，其传播性也远超一般娱乐内容。
在“苏超”的强烈情感背后是人们对“身体”价值的再发现。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美国城市规划学者简·雅各布斯指出：“城市多样性的本质，在于提供‘互相看见’的可能性，这种‘看见’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安全感与信任感的来源。”在线下（本地）沟通曾经为主导的时代，人们视“心为形役”，希望摆脱身体而实现“心连心”；但发展到以线上（远程）沟通为主导的今天，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共处和身体接触日益减少，我们又希望“手牵手”，重获具身在场时的真实感、安全感和仪式感。
在这一背景下，“苏超”让城市居民在街区、体育场、商圈等实体空间中又重新“互相看见”，且赛事规则简明、对抗激烈、节奏明快，充满着真实的碰撞、呐喊、奔跑与汗水。球员和观众欢聚现场共同用“原子”对抗“比特”，重获真实和安全。“苏超”也因此不仅是“只能远观”的比赛，更是能“现场参与”的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
二、“平台化”：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交平台协力传播
现代商业和传播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平台化”（platformization）——即商业活动和传播行为不再是单向线性的，而是由多元主体在一个共享场域中互补有无，互动协作，实现传播主体、媒介、内容和效果的融合和提升。“苏超”火爆是“政府+媒体+企业+公众+社交平台”多边平台协力传播的结果。
例如，在政府层面，江苏省政府明确提出“以赛事撬动城市活力”的策略，将“苏超”纳入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总体部署，提供政策和媒体宣传支持，极大地提升了赛事的正当性和公共性。在企业层面，江苏银行、京东、理想汽车、今世缘和洋河酒业等品牌通过战略合作、区域冠名、物资赞助等方式，借助“苏超”进行品牌下沉和情感营销，完成商业的“文化转型”。在公众层面，观众不再只是“看客”，而是“内容共同体”的一部分，比如各阶层和行业的市民协同生产和传播各种赛事热梗（如“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参与球迷应援、球衣抢购和社交分享等，热闹非凡，精彩纷呈。
媒体上，“苏超”的热度背后是主流媒体、社交平台和网民自媒体的共同作用，实现了多个舆论场的同频共振。微博、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传播具有“多中心”和“病毒式”特征，成为球迷、品牌和媒体的“实时传播场”。这种“多边平台化”的传播模式突破了传统体育传播的边界，使得“苏超”传播的不只是“体育新闻”(information)，而是同时包含“多主体、富内容、强关系、高互动和浓情感”的体验（experience）。
三、“苏超”火爆是江苏经济与文化条件水到渠成的结果
早在明清时期，扬州盐商资助地方戏班、角抵表演，江苏已显现出“富商+文体”的雏形。今天，这一特征更加明显。经济上，江苏是全国经济总量排名前列的省份，制造业发达、城市群密集、民营经济活跃，为地方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基础和企业支持。例如，南京曾主办青奥会，形成“体育+城市形象”联动，赛事传播超越竞技本身；南通素有“体育之乡”“世界冠军摇篮”的美誉；苏州通过打造马拉松IP，将江南园林与体育节庆结合，带动文旅消费；常州则依托制造业基础，打造CBA球队“龙城飞将”，并输出体育装备至东南亚，形成“体育+产业”的出口链。江苏的体育产业链也很完整，从球衣制造、草坪供应到轻型飞机编队一应俱全。
经济发达也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层。他们是体育消费的主力人群，既有“场上激情”的消费动力，也有“场外话题”的内容创造能力。由于江苏“省内小经济圈”密集，各城市百舸争流，各有特色，在文化上就形成了江苏各地市之间既有竞争也有共荣的传统。在中产阶层中，“你支持哪队”成为“你认同哪个城市”的标志。
综上可见，“苏超”的火爆绝非偶然，它是江苏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利用体育赛事这一身体型和情感型媒介，建构多边平台，吸引多方参与，对抗数字漂浮，重寻具身体验，重建信任与归属，最终推动江苏省“体育+制造”“体育+文创”和“体育+文旅”综合发展的一次成功尝试。它是中国区域体育传播不断“本土化、社交化、平台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中的传播样本。
四、“苏超”是“理想国”愿景在江苏省的体现
2008年北京奥运会歌曲《北京欢迎您》朗朗上口，体现了中国的热情好客和通过体育和文化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现代和开放面貌的强烈愿望。1988年汉城奥运会歌曲《手拉手》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感情真挚，抓住了奥林匹克精神的精髓，超越语言和文化障碍表达了人们对世界和平的由衷渴望。这两届在东亚国家举行的奥运会让这一源于古希腊的世界体育盛会更加具有了和谐和包容的“亚洲价值观”。这在世界似乎陷入“文明的冲突”的当下，这一价值观尤为重要。
江苏物华天宝，物产丰饶，自古经济富庶，人文兴盛。但历史上江苏也曾饱尝战乱与苦难，几成废墟。所以，江苏人对“以体育代替战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恐怕是理解最深，认同至深的。
西方18世纪启蒙思想之父伏尔泰在《哲学通信》指出，“中国人没有圣经，却有礼；没有基督，却有道；没有教皇，却有贤人。”而与他同时代的卢梭则质疑彼时的中国存在着一种“压抑性秩序”。诚然，伏尔泰当时对中国的美好印象想象多于现实，他主要是为了以中国作为批评战争频仍的欧洲的镜子。但时移世易，伏尔泰18世纪想象中的“理想国”未必不是今天现代的中国自己想实现、能实现，且即将实现的目标。“秩序”与“活力”也是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的两个发展维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自然面临挑战，即如何平衡伏尔泰与卢梭——也即如何努力“在秩序中鼓励创造，在稳定中激发活力”。“山水中藏书卷，人间中映天光。” 江苏省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充满创造性与活力的“苏超”，可以说是今天的中国对伏尔泰和卢梭那场争议的回应，也是中国在人间建设“理想国”的努力中取得耀眼成绩的体现。
作 者：邓建国（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编 辑：清 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