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篮协大力推进CBA与NBL一体化发展，在CBA投资人会议上宣布CBA将恢复升降级赛制。此番改革的核心举措，是通过三个阶段将CBA与NBL两个联赛合并，形成统一的CBA品牌，内部具体划分为CBA的A级赛事与B级赛事，两者之间互相升降，进而激活联赛竞争活力。
一时间，民间关于“CBA与NBL一体化”“升降级激活竞争”的讨论不绝于耳。而业内人士的态度则普遍复杂，他们都意识到，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赛制修补，更像是对中国职业篮球过去三十年发展路径的一次“版本回调”。
纵观CBA三十余年历史，从1995年采取升降级制度到2005年推行准入制，再从准入制重回升降级，赛制仿佛完成了一次摇摆的轮回。而每次摇摆的起点，几乎都指向同一个源头——中国男篮成绩的剧烈波动。长久以来，只要中国男篮成绩出现起伏，篮协便会着手调整CBA赛制。早在2012年，我便将这层关系形容为：“国家队病了，CBA就得吃药。”
因此，当篮协如今再次祭出这剂名为“升降级”的猛药，随之而来的疑问注定尖锐：在商业层面，它能否治愈弱队躺平、品牌力低迷的沉疴？在事业层面，它能否解决人才断档、国家队成绩不佳的痼疾？
同时，这次调整也给了我们一个契机，得以重新审视那个始终困扰中国所有职业联赛的终极命题：在“既要为国家队输送人才，又要成为亮眼的地方名片，还要为投资人实现盈利”的三重使命交织之下——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职业联赛？
01丨轮回：摆荡的三十年
要理解CBA赛制三十年的摇摆，首先需要回到中国体育职业化改革最初的原点。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奥运争光计划的指挥棒下，各省体育局优先保障乒乓球、跳水等易夺金项目，足球、篮球这类投入高却难出成绩的集体项目则被视为财政包袱，球队被大面积裁撤。即便经济条件相对优渥的北京也选择在1988年将北京男女篮划归首钢集团。
由此带来的后果，很快在国家队层面闪现：1988年，男篮在汉城奥运会排名倒数第二；1992年，男篮在巴塞罗那奥运会0胜垫底；同年，男足在奥预赛遭遇“黑色9分钟”，1比3不敌韩国，所谓“恐韩症”由此开端。
鉴于此，国家体委在1992年召开红山口会议，确立了中国足球要走职业化道路的改革方向，用市场来养活足球运动。足球先行一步，篮球紧随其后。于是，足球甲A（中超前身）和篮球甲A（CBA前身）相继问世。
1995年，篮球甲A创立。在随后的十年里，联赛施行升降级赛制。
这一阶段，球队构成以各省体工队为主，民营资本投资的俱乐部为辅。由于体工队模式占主导，各队的唯一目标只有“成绩”——只有保住顶级联赛席位，球队才能保住上级单位的资金投入。
这导致升降级制度出现异化：在战绩压力下，赛季末默契球事件频发，1999年四川对阵吉林甚至出现技术台修改比分的丑闻。外援的使用也被推向极端，本土球员不仅锻炼机会被严重压缩，转会亦备受阻碍。有些俱乐部宁可让球员“坐球监”（只注册不比赛），也不放行他前往他队。同时，升降级还加剧了民营企业的投资风险，联赛初创的十年间，降级后解散的球队多达9支。
面对种种乱象，篮管中心在时任中心主任李元伟的主导下，于2004年推出《北极星计划》，其核心是学习NBA进行职业化改造。2005-06赛季，联赛更名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下简称为CBA），取消升降级，改为准入制。球队此后从14支扩至20支，俱乐部完成去体工队模式的企业化改制。从2005年到2014年这十年间，民企成为CBA球队的投资主力，国资背景的俱乐部数量降至6家。
2005年4月13日，CBA联赛总冠军牟作云杯首次亮相，篮管中心主任李元伟向世人展示冠军鼎。
该阶段的改革，不仅盘活了CBA的商业活力，也阶段性地达成了反哺国家队的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男篮再次打出世界前八的佳绩；在亚洲层面，中国男篮分别在2005年、2011年和2015年三度问鼎亚锦赛。这一切成果，给了CBA职业化改革持续探索的信心。2017年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后，联赛施行管办分离，CBA公司成立，商业收入大幅提升，每队年分红超3000万元。
然而，准入制带来的不仅是繁荣，也滋生了惰性。
保级压力的消失，加之商业开发的成功，让部分下游球队开始“躺平”，依靠分红得过且过。四川队单赛季37连败，本赛季一胜难求的情况便是典型例证。与此同时，外援政策在“限制”与“放开”之间反复摇摆，并逐渐失去均衡。近年推行的“4节7人次”规则虽提升了观赏性，却严重挤压了本土球员的成长空间，导致他们在关键球处理上缺乏历练。
而各支球队对培养年轻球员也逐渐失去兴趣。青训体系则因传统体校式微而未能有效衔接社会与学校资源，人才供给出现严重断档，即便专为新人设立的“潜力赛”也常沦为老将的练兵场。
竞技水平的滑坡直接削弱了联赛的商业价值。在最新一季的联盟商务谈判中，CBA希望维持年均约4亿元的版权报价，但转播平台方只愿给出远低于此的价格。最终，这一切问题都反映在国家队的成绩单上：连续无缘东京和巴黎奥运会，2019年和2023年世界杯更是连创排名新低。
由此，从2022年起，中国篮协重新深度介入联赛运营，明确提出“联赛要为国家队让路”。2025年底，全国篮球工作会议印发文件，要求“探索联赛升降级机制”。这也成为如今CBA恢复升降级制的指导纲领。在最新的CBA与NBL一体化方案中：2025-27年进行过渡准备，2026-27赛季启动升降级附加赛；2027-29年试点等额升降级；2029年后实现常态化运作。
就这样，中国职业篮球联赛从升降级出发，兜转一圈，又再次回到升降级。
02丨药效：升降级的功与过
在中国篮协的设想中，CBA恢复升降级有其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联赛自身看，升降级将直接强化竞争烈度，倒逼下游球队加大投入，扭转当前部分队伍“躺平”的态势。另外，这套机制也能盘活NBL，打通上升通道，让更多有实力的球员与俱乐部看见冲击顶级联赛的希望。
从地域格局看，CBA现有20支球队多分布于东部沿海，中西部仅山西、四川、新疆三地设队。而NBL中的香港金牛、合肥狂风、安徽文一等俱乐部，恰好填补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的空白地带。升降级若启动，CBA有望从“东部集中”走向“全国覆盖”，进而撬动中西部篮球活力，扩大篮球人口规模与联赛的商业版图。
然而，升降级并非包治百病的灵药。于CBA而言，它可能更像一剂功过参半的猛药：在解决眼前痼疾的同时，也可能催生新的病灶。
回溯联赛前十年的发展史可知，曾被诟病的乱象稍有不慎便会卷土重来。保级压力之下，默契球的风险将急剧攀升；刚刚破冰的球员转会市场或再度遇冷，现行选秀制度与标准合同大概率需大幅调整，劳资纠纷的概率随之上升。更令人忧虑的是，CBA三十载演进至今，联赛已吸纳大量民营资本。对民企投资人而言，俱乐部一旦降级，投资热情减退乃至直接撤资的可能性将显著增加。
换言之，重启升降级后，如果处理不当，CBA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或许比初创时期更为复杂且难以调和。
与此同时，升级球队能否经受CBA高投入标准的考验，同样存疑。当前CBA下游俱乐部年支出最低约5000万元。NBL中除香港金牛等少数财力雄厚者外，其余队伍升入CBA后，其投入水平能否匹配竞争强度，仍是巨大问号。
比赛中的NBL劲旅香港金牛队球员埃吉莫褔尔·阿诺斯克（左）
历史早已发出警示：CBA初创升降级年代，深圳润迅易康男篮升入CBA后遭遇创纪录的30连败，降级不久即告解散。2003年，河南男篮虽获升级名额，却因无力承担球员工资等开支，最终只能卖给王兴江，后该队被迁往山西。这些案例说明，升降级纵能创造上升通道，若无配套财务监管与准入标准，升级队伍极易跌入“一轮游”的陷阱。
而若将CBA升降级改革的利弊置于更广阔的中国职业体育语境中考量，中超及其前身甲A无疑是不可或缺的参照系。
如上所述，CBA与中超几乎同步开启职业化。近三十年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升降级制度的开启与暂停，其反复与随意程度远超职业篮球。2001年，中国足协为“豪赌”世界杯出线，骤然取消甲A升降级，致使沈阳金德创下26轮仅积7分的“最差战绩”。据统计，仅2001至2005年，升降级规则便历经五次重大变动。进入“金元时代”后，政策摇摆依旧。有媒体曾尖锐批评其为“全世界赛制最混乱、最脆弱的联赛”。
升降级的变动，直接后果便是联赛竞争力衰减、品牌商业价值下滑与大量“烂队”滋生。无降级之忧的赛季，部分球队索性放弃投入，竞赛质量一落千丈。待升降级突然恢复，为保全资格，一些俱乐部不惜铤而走险，围绕“保级”滋生腐败与假球。近年足坛反腐风暴中，李铁等人被查实多次以金钱操纵比赛结果，达成冲超或保级目标。2026年，中超16支球队中有多达9支因假球行贿等问题遭罚分处理。
财务压力，更是悬在俱乐部头顶的利剑。一旦降级，商业收入与关注度断崖式下跌，常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近年来，已有超过十家中超、中甲俱乐部因欠薪、资金链断裂而解散或退出，包括两夺亚冠的广州队和夺冠即散的江苏队。即便留在中超的队伍，也普遍面临财政危机，欠薪频发，半数俱乐部赛季投入不足两亿元，商业赞助大幅缩水。
由此观之，无论对首度尝试恢复升降级的CBA，还是反复摇摆的中超，升降级机制改革的意义，仅在于揭开了问题的盖子。中国职业联赛的深层困局，无法单凭升降级这一机制本身来完成根本修复。必须超越赛制，回归顶层设计的源头，方有可能觅得破局的答案。
03丨病根：三重使命的死结
中国体育职业联赛真正的病灶其实深埋于其制度基因之中——联赛从诞生起就不得不背负起“为国养士、擦亮城市名片、投资人盈利”三重使命。三者利益时常冲突，“既要又要还要”的混杂定位，使其沦为各方都在插手，却无人满意的“四不像”。
以CBA为例，尽管绝大多数俱乐部为民营性质，但联赛产权归属中国篮协，早期球员这一人力资产皆归属各省体育局，本质仍是国有资产。篮协的核心KPI是国家队成绩，CBA必须随时为国家队让路；各省体育局则视俱乐部为全运会政绩载体，据此给予补贴。而民营资本的商业诉求，只能排在末位。
联赛初期投资方以国企为主，国资投身体育属为国养士之举。随着市场经济改革，大批民企涌入，其初衷却是服务主业——借体育背书进行宣传和政府公关。CBA曾有至少十支球队的投资人主业是房地产，投资球队如同政府公关行为，以换取拿地或工程便利。例如，2020年广州龙狮的兄弟公司以近两亿元底价竞得天河区地块，土地公告明确要求竞买人须为CBA俱乐部控股股东。但在产业转型期，此模式渐渐难以为继，俱乐部终究要转向自我造血，将营收从ToG转为ToB或ToC。
然而，当投资人试图按商业逻辑争取联赛独立运营时，立刻撞上产权模糊与话语权缺失的双重壁垒。1998年12月，七家俱乐部总经理在上海成立“职业篮球俱乐部联盟筹委会”，呼吁推动职业化以自我造血，却在篮管中心反对下仅存两个月便告解散。这一插曲，暴露了民营俱乐部无法独立求生的深层焦虑。
企业以盈利为天职，盈利方可持续。因此，多家俱乐部在不同阶段反复要求厘清CBA产权、允许联赛独立发展。NBA常规赛82场已成常态，CBA部分赛季的场次尚不及其一半，且年年变动——因为赛程必须避开国家队集训比赛，逢全运与奥运年份更是大幅缩水。场次缩减，直接导致赞助、门票、版权收入全线下滑。
产权与运营权的模糊地带决定了，即便在CBA“管办分离”口号最响的时期，一旦国家队成绩波动，行政之手便会迅速收紧对联赛的控制。
2004年李元伟推出《北极星计划》，将各俱乐部改制成企业模式，终极目标是推动CBA整体上市，以此化解产权归属问题。客观而言，该计划一度缓解了矛盾，换来联赛与国家队的短暂双赢。但为备战2008年奥运会，李元伟被迫在2006至2008年间每个赛季削减22场常规赛。他私下感慨“上命难违，CBA只能给国家队让路”。2009年李元伟卸任后，《北极星计划》便被束之高阁。
2016年11月22日，姚明出席中篮联（北京）体育有限公司（简称CBA公司）揭牌仪式。
同年，姚明托管上海男篮，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多次提案呼吁CBA管办分离。2016年，他牵头18家俱乐部成立中职联公司，公开要求篮协将CBA运营权授予该公司。2017年姚明出任篮协主席并兼任CBA公司董事长，亲自主导篮协将CBA十年运营权授予CBA公司，CBA公司则需每年缴纳10%营收作为授权费。这看似找到了折中方案。
然而，管办分离仍无法改变CBA是国家队成绩附属品的命运。2019年世界杯中国男篮主场惨败、首次无缘奥运会，此后姚明从CBA公司淡出，并在2023年年初正式卸任CBA公司董事长。2022年底姚明连任篮协主席后，他明确要求CBA无条件为国家队让路。但中国男篮在2023年世界杯和亚运会接连受挫，CBA自2017年以来的职业化探索，几乎一夜之间被全盘否定。
2024年10月姚明请辞，管办分离名存实亡。中国篮协随即推动恢复升降级，而十年授权也将在2027年夏到期——一切似乎回到原点。职业联赛面对三重使命冲突时，最先牺牲的永远是商业逻辑。
而联赛赛制的频繁变动，正是这一结构性矛盾最直观的外化表现。
而今的升降级机制改革，不过是众多例子之一。三十年来，球迷早已习惯每个赛季前猜测新规花样。CBA自1995年创立至今，赛制从未稳定：升降级、季后赛两场算小分、外援倒摘牌、南北分区……规则多变，使CBA难以成为规则固定、赛程稳定的成熟产品。而每一次规则调整，几乎都源于“国家队生病了，CBA得吃药”——2002年亚运会男篮被韩国用全场紧逼逆转，篮协便要求下赛季CBA每队每场必须使用一节全场紧逼。
制度基因中的使命冲突不解决，任何赛制修补都只是临时镇痛，而非真正治愈。
04丨出路：分层定位的构想
其实，中国篮协并非对CBA“既要又要还要”的矛盾定位缺乏深入思考。事实刚好相反，如今的升降级机制新规，很可能是其实践全新路径的起点。
在此之前，无论李元伟时代还是姚明时代，CBA改革都是全力效仿NBA。但NBA这种没有升降级却能源源不断培养顶级人才的成功模式，目前在全球职业体育中尚属个案，这得益于美国校园体育的高度发达。多年尝试的结果告诉我们，这套模式未必适合中国国情。
在此背景下，中国篮协此番推动CBA和NBL一体化发展、打通两者之间的升降级，某种程度上也源于调研团队对CBA盲目效仿NBA的一种反思，决心尝试其他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CBA和NBL一体化发展的长远愿景是，从2029年开始构建CBA的A、B、C三级赛事体系，其中C级赛事主要针对各省的基层赛事与半职业赛事。这一设想，与日本B联赛的三级架构模式颇为相似。
日本B联赛采用B1（顶级）、B2（次级）和B3（发展级）的三级架构。虽然其营收规模和整体竞争力目前尚不及CBA，但从财务状况和升降级模式来看，B联赛却拥有亚洲篮球联赛中运营最健康、升降级最稳定的职业篮球体系。其官方宣称，联赛六成俱乐部可实现盈利，观赛人数逐年稳步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劲。
日本B联赛比赛现场
同时，B联赛的产权和运营权分割清晰。虽然该联赛也隶属于日本篮协，而日本篮协又受日本体育协会管理，日本体育协会的行政主管部门则是文部科学省体育厅，但日本篮协与B联赛却是相互独立的两个法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管办分离。日本篮协不参与联赛日常管理，公开承诺尊重联赛自主运营，协会及政府只负责提供政策支持，绝不干预商业活动。这在本质上，也是日本经济制度决定的。
而更具借鉴意义的是，B联赛作为整体，同样肩负“为国家队培养人才、为地方擦亮名片和商业盈利”这三重使命。但深入拆解来看，该联赛却把这三重使命分布在三个级别的联赛中，以保证每个层级的联赛，都有各自独立而明确的单一目标。
B1联赛的定位是顶级赛事，追求竞技水平、商业盈利与品牌价值，服务投资人与球迷；B2联赛的定位是冲级跳板与半职业过渡，培养年轻球员，并为吸引地方资本试水；B3联赛的定位是低门槛准入，以业余性质的企业队、地方队为主，扎根基层，扩大篮球人口。
为了让三级联赛互通，B联赛还设有一套专门的市场准入机制，会员认证需通过严格审查，连续亏损者将被降级。俱乐部享有高度的商务自主开发权，确保能通过转播权、赞助、票务以及特许商品等收入实现盈利。
事实上，B联赛这套运营模式，在日本职业体育联赛中普遍存在。以足球领域的J联赛为例，其联赛同样受日本文部科学省体育厅监管，但J联赛独立运营，日本足协和行政部门承诺不干预具体赛制与商务决策。
J联赛的球队常自豪宣称承担起了“国家队人才供给”“地方文旅名片”“商业盈利”三重使命。但俱乐部明确以商业运营为核心，为国家队培养人才、擦亮城市名片只是附带经营成果，属于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结果。在升降级方面，J1降级、J2升级不仅看成绩，更考核青训投入、梯队建设与社区扎根程度，避免俱乐部为保级而放弃青训。
由此可见，破局的关键并不在于是否采取升降级，而在于升降级后，该如何定义每一层级的赛事，并让它们彼此互通，且目标明确。在目前已知的CBA与NBL一体化方案中，升级的不仅要取决于球队成绩，而且也要能通过CBA准入评估。
但可以想见的是，它不应再沿袭传统——那种仅凭“成绩”定取舍的单一维度，而必须走向多元。毕竟，CBA需要真正的破局。它的实现，不在于赛制的修补，而在于使命的松绑：让竞技归竞技，让市场归市场，让青训归教育。唯有以专业的分工替代全能的捆绑，CBA乃至中国职业体育联赛，才可能走出那个“国家队生病、联赛吃药”的无限循环。
编辑丨冯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