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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罗内马尔杀死足坛的忠诚?双标侠们 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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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慨叹:在物欲横流的时代,足球世界已经愈发少了那股“江湖味”。这种所谓的“江湖味”,仿佛天然地同“死敌间的火爆对抗”、“巨星们的快意恩仇”这样更具感情色彩的事物绑定在一起,而这其中,最常被人们提及的,无疑是“忠诚”二字。

忠诚,是过去“江湖时代”足坛的主旋律,坚守米兰20年的巴雷西、为曼联奉献23年的吉格斯、“一生红军”的杰拉德、“诺坎普守护者”普约尔、马尔蒂尼、托蒂、特里、贝尔戈米、亚当斯……这些光芒四射的名字,代表着一篇又一篇豪门和巨星之间的深情故事,也承载了几代人对于足球的美好回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时代的变化,忠诚似乎已经离足坛越来越远,反而许多人口中的“叛徒”、“反骨仔”越来越多。从被讽为“阿森纳四公子”的法布雷加斯、范佩西、纳斯里、亚历山大-宋,到用罢训逼宫热刺才如愿加盟皇马的莫德里奇;从被指责为“为了金钱、地位背叛巴萨”的内马尔,到涉嫌诈伤、罢训+自掏腰包转投巴萨的库蒂尼奥,甚至连为皇马奉献了9年的C罗也被《每日体育报》用《C罗与皇马:背叛与鄙视》这样的标题打上了“叛徒”的标签,仿佛整个足坛都进入了“自私”的时代,忠诚的旋律已经彻底戛然而止了。

然而这种从“忠诚万岁”到“忠诚已死”的风评变化,除了死敌喉舌的互相攻讦,更多地来自于一些人的訾议丛兴。在所谓的“忠诚时代”,也并不是所有的巨星都如人们所言一般“满含忠肝义胆”:与吉格斯同时代的费迪南德加盟曼联前曾表态不会离开利兹联,然而他却仍同曼联暗通款曲,最终逼得利兹联不得已接受了曼联的出价,卖掉了他;现西班牙主帅恩里克球员时代曾是皇马的宠儿,然而在续约皇马的前夕,他竟然背着皇马通过了巴萨的体检,最终成为球迷口中的“皇马史上最大叛徒”;C罗的葡萄牙老大哥菲戈更是史上最著名的“反骨仔”之一,在从巴萨“叛逃”到皇马后,他被球迷斥为“金钱性奴”,回到诺坎普,迎接他的是漫天的嘘声、扔进场内的矿泉水瓶、杂物,其中甚至还有一个猪头。然而时至今日,这些人的“背叛”却被淹没在同时代球星们的一曲曲“忠诚赞歌”之中,销声匿迹,很少被人提及;另一方面,他们的成功却没有受到影响,费迪南德仍然是“盛世红魔”的功勋,恩里克也在西班牙主帅的位置上被皇马人接受,菲戈更是“葡萄牙黄金一代”的代表人物。

可见,所谓的“忠诚时代”也并不如一些人宣扬的那样美好、纯洁,这种以偏概全的“忠诚论”,更像是一种刻意的“针砭时弊”。或许当人们单独提及杰拉德、马尔蒂尼等人的忠诚故事时,心中确实饱含对这种品质的赞颂;而当有些人故意漏掉一些“负面案例”,用这种一概而论的论调作为对比,来讽刺当今足坛风气时,就显得有些“阴阳怪气”。

为何有关“忠诚”的问题会越来越变得如此敏感呢?这其中自然有足坛格局变化的因素。过去,足坛的主流是饱含地域元素的,一家俱乐部更多地是代表当地的社区和文化,球员除了同俱乐部存在契约关系,也同当地的球迷、社区、文化存在着巨大的精神联系;而随着足坛开启“金元时代”,金钱、商业在足球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豪门们的受众已经不仅仅是当地的死忠们,而是来自全世界的球迷,实打实的荣誉、足球的观赏性、商业价值更加重要,忠诚等情感因素则不再那么举足轻重。

另一方面,一些关于“不忠诚”的认知出现了偏差。忠诚固然是一种美德,值得人们赞颂、表扬,但这并不代表一些人不希望发生的转会都是“不忠诚”和“背叛”。莫德里奇的罢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称为在热刺高层不守诺言在先的无奈之举;库蒂尼奥虽然一度闹出风波,但他还是在转会失败后继续为利物浦效力,到1月利物浦点头放行之前,他仍在努力为球队征战英超、欧冠;C罗、内马尔、法布雷加斯、范佩西的“争议转会”也都没有违反当时的合同条款和转会的规则,他们用职业态度履行着“契约精神”的义务,也用合理的措施为自己谋求正当的利益,这又有什么错呢?忠诚理应被赞扬,但“不忠诚”绝不应该成为批评和质疑的词汇。

但即便如此,用“不忠诚”、“三姓家奴”、“反骨仔”来指责合理转会球员的现象仍然屡屡发生。在这些人持有这样观点的人中,一部分人把“忠诚”和“不忠诚”看做是“非黑即白”的对立,认为“既然忠诚是褒义的,那不忠诚一定就是贬义的”;还有一些人则是用极端的标准来评价球星们,认为球星们应该是完美的、为忠诚而不顾私利的。

无论“极端忠诚论”者出于什么目的,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问题:扪心自问,对这些自己指责过的巨星,自己有没有做到过换位思考?当自己为一家公司效力9年、作为业务骨干为公司连续拿到业内顶尖的荣誉时,自己会做出与C罗相反的选择,放弃争取业内最高的薪资吗?当自己在事业上升遇到瓶颈、地位不匹配能力的时候,会像指责内马尔时所说的那样为了“忠诚”坚守困局吗?当一家新公司给自己送上更高的薪水、更易成功的平台、更大的个人荣誉时,自己会“不做法布雷加斯、不做范佩西”,无怨无悔地度过自己剩余的职业生涯吗?

用这种同理心来思考“忠诚”,我们就会发现,能用要求别人时的“极端忠诚论”来约束自己的,几乎可以被称为“圣人”,但这种圣人真的存在吗?即便存在,圣人的数量也会如那些批评者的数量一样多吗?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过是“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双重标准者,在提及与自己无关的人、事、物时,他们往往颐气指使、指指点点;当涉及到自身时,他们才懂得从实际出发,客观的分析每一个选择的合理性。

除了足球领域和职场外,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很少见到“圣人”,反而是“双标者”比比皆是:当出现灾害、事故时,一些人总是首先指责一些富有的人士“为何不捐款”、“你这么有钱怎么不多捐点”,“逼捐”者却不愿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分善款;当“熊孩子”玩坏了别人的东西时,“熊家长”会拿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不就是个普通的东西吗,小孩子不懂事,你跟TA一般见识干吗”,但“熊家长”自己的东西被损坏时却又拿出完全不同的态度,变成得理不饶人的典范;有些喜欢贬损他人的人会常说:“哎呀,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开不起玩笑”,但等到自己被损时,他们又异常恼怒:“你懂不懂得考虑别人的感受”。

我们无法用无力的指责和质疑去改变C罗、内马尔们,更何况那些关于“忠诚”的批评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他们遵守了契约、服从了规则,并在这个前提下最大程度地获取利益,这是无可厚非的,是无可指摘的。那些批评他们的人,请醒醒吧,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长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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