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坛+特约记者迪生
当地时间3月22日，巴萨官网发布了前主席蒙塔尔去世的消息，表达了哀悼，称赞他为巴萨做出的巨大贡献。蒙塔尔享年82岁，在1969-1977年间担任巴萨主席。现主席巴尔托梅乌称，“蒙塔尔将诺坎普变成了一个自由的避风港，我们失去了一个好人，一位卓越的巴塞罗那主义者。在佛朗哥派的末年和民主时期的开端，他领导着巴萨，曾为加泰罗尼亚的语言和象征而斗争。作为主席，他签下了克鲁伊夫，正是后者改变了巴萨的风格和心灵。”在巴萨历史上，蒙塔尔是一位刚柔并济、承前启后的功勋，颇有建树，能够和甘伯和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蒙塔尔注视自己父亲的画像。
父子都是巴萨主席
一群外国人成立了巴萨，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人维尔德，最初十年，担任主席的还有英国人维蒂、瑞士人甘伯和德国人格梅林，其中甘伯贡献最大，“加泰罗尼亚化”也最彻底。用他孙女的话来说，甘伯完全被巴塞罗那这座城市打动了，他用加泰罗尼亚文写作，在家里讲加泰罗尼亚语（西班牙语也没那么流利），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加泰罗尼亚化的胡安·甘伯。
在甘伯等人的努力下，外国人创办的巴萨很快本土化，成为加泰罗尼亚文化的象征和民族主义的旗帜。随后当地的显赫家族取代外国人，开始领导和管理巴萨，随着“外人”努涅斯的上台和执政，情况有了改变，但巴萨世家的影响力延续至今。这几个家族早年主要经营实业，尤其是纺织业和相关产业（如纺织机制造），自幼热爱巴萨，长大后参与巴萨的管理，这成了他们的家族传统。
何塞普·廖德特当过巴萨经理，他的儿子恩里克·廖德特在1960年代当上巴萨主席，恩里克·廖德特回忆童年的经历，“我跟父亲去球场看球时，甘伯常常送我巧克力吃。”桑德罗·罗塞尔在2010年当选巴萨主席，他的父亲豪梅·罗塞尔曾在1970年代担任巴萨高管，辅佐主席蒙塔尔，而蒙塔尔的父亲也担任过巴萨主席。
老蒙塔尔是个民主派的实业家，从事纺织业，二战结束后，他向巴萨董事会建议恢复正常化、结束军管。董事会接受并转告给加泰罗尼亚足协，后者又上呈西班牙足协。1946年，巴萨主席温德莱尔和他的董事后宣布辞职，随后政府任命老蒙塔尔为继任者，他一直担任到1952年，任期内巴萨三夺西甲冠军，举行成立50周年庆典，引进巨星库巴拉，最大贡献是买了几块地皮，其中一块建起了诺坎普球场。
蒙塔尔第一次当选巴萨主席。
他挖来了米歇尔斯和克鲁伊夫
蒙塔尔于1969年11月当选巴萨主席，赢得很惊险，只比提出同过去一刀两断的对手巴雷特多14票，竞争之激烈说明巴萨内部分歧之尖锐。竞选时，所有健在的前巴萨主席一致支持蒙塔尔，他们全部来自纺织业，蒙塔尔承载了巴萨的传统。
他掌权后头一件事是换帅：12月18日正式上任，第二天就请来英国人白金汉。此前白金汉在阿贾克斯执教过，指导了年轻的克鲁伊夫，给了他首秀机会，还经常留他在家中吃饭。可以说，巴萨从阿贾克斯引进教练的传统是蒙塔尔开启的，米歇尔斯、克鲁伊夫、范加尔和里杰卡尔德将追随白金汉的脚步。
那个赛季巴萨开局不好，白金汉来了后带队走出低谷，最后获得第4。雷克萨奇说，自己遇到的教练中，白金汉是传授明确比赛策略和团队精神的第一人。白金汉在巴萨待的时间不长，1970-71赛季结束就离开了，蒙塔尔已经找好了继任者：同样来自阿贾克斯的米歇尔斯，在欧冠决赛前就敲定了。米歇尔斯同样未能带队获得梦寐以求的西甲冠军，1972-73赛季结束后，巴萨又一无所获，他们迫切需要一个巨星，考虑过克鲁伊夫和盖德·穆勒等人。
蒙塔尔和正在签约的克鲁伊夫。
早在1971年，蒙塔尔就请已经卸任的白金汉到阿姆斯特丹同克鲁伊夫见面，克鲁伊夫被说动了，他来巴塞罗那跟蒙塔尔谈了几次，而且谈得很愉快。阻碍转会的是克鲁伊夫的高身价，米歇尔斯认为这些钱能买来三四个好球员，他看中了轰炸机盖德·穆勒，但西德足协官员明确表态，希望穆勒在1974年世界杯前留在国内。
还有一个障碍是西甲的外援限令，经过蒙塔尔的奋力抗争，西班牙足协修改了外援规定，从而为巴萨引进克鲁伊夫创造了条件。阿贾克斯的队长竞选也帮了巴萨，克鲁伊夫回忆说，竞选失利成了“最后一根稻草”，让他下决心离开阿贾克斯。8月23日，克鲁伊夫抵达巴塞罗那的普拉特机场，数千名巴萨球迷前来迎接，随后他在巴萨的传奇经历和深远影响无需多言。
克鲁伊夫登场亮相后，巴萨立刻有了起色，12月16日，索蒂尔、克鲁伊夫和雷克萨奇各入一球，巴萨3-1战胜奥维多，登上积分榜首位。两天后，凭借克鲁伊夫的转会和球队的出色战绩，蒙塔尔再次当选巴萨主席，这次赢得很轻松，以902票对340票击败了唯一对手卡萨库维塔，他和克鲁伊夫相互成全，半年后，巴萨夺得阔别14年之久的西甲冠军，领先亚军马竞8分之多。
蒙塔尔展示克鲁伊夫签约时的照片。
“不只是一家俱乐部”
蒙塔尔上任那一年，佛朗哥退居二线，将大权交给自己选定的布兰科，并且宣布胡安·卡洛斯为自己的权力继承人，他将在自己去世后成为西班牙国王。
这一时期，西班牙依旧经受着严酷统治，同时在孕育变革，动荡不断，社会即将转型。事后看来，似乎大势不可逆转，只要顺应潮流即可，但身处其中并居于牵动各方利益的高位，相当考验政治家的才干：他们要应对上下内外的不同势力，需要时而求同，时而存异，时而谨慎谦恭，时而大胆对抗，时而妥协、合作，时而刚强、斗争。蒙塔尔做得非常出色。
他第一次竞选时，对手巴雷特提出同过去一刀两断，蒙塔尔赢得惊险，说明巴雷特的观念有强大的民意基础。上任后蒙塔尔需要应对巴萨内部的不同派别，他充满感激地称赞支持自己的前任主席们，称他们是“伟大的巴塞罗那主义者”，同时坚定地忠诚于渴望改变的追随者：“与球迷同在，应有尽有，没了球迷，一无所有”。
分歧也出现在加泰罗尼亚的精英阶层内部。佛朗哥去世前，巴萨管理层已经感受了一股越来越强的压力，是来自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对巴萨有所与也有所取。
1992年的温布利球场，巴萨队长亚历申科举起冠军杯时，约迪·普约尔就在领奖台上，挨着巴萨主席努涅斯。约迪·普约尔于1930年出生在巴塞罗那，懂六门语言，有博士学位，一共五次当选加泰罗尼亚大区主席，被拉波尔塔称为“政坛的克鲁伊夫”。30岁时他被捕入狱，罪行是在一次音乐会上组织演唱加泰罗尼亚国歌。出狱后他继续奋斗，提出“建设国家”的口号，为加泰罗尼亚的发展创立文化和金融机构，其中包括创办加特兰纳银行（Banca Catalana），蒙塔尔为引进克鲁伊夫而筹集资金时，找到这家银行寻求帮助。观看早年巴萨比赛时，经常可以在广告牌上看到这家银行的名字。
巴萨同加特兰纳银行一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些商界精英同时在两家机构中任职：巴萨副主席卡拉斯科是加特兰纳银行的董事长，内战期间他的父亲被佛朗哥处死；比拉塞卡同时为这两家机构担任法律顾问；梅卡达尔是巴萨球迷协会主席，又是银行董事会的执行董事。
总之，巴萨同约迪·普约尔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关系密切，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都是普约尔创立的加泰罗尼亚民主联合党的活跃党员，这个政党的起源跟巴萨直接相关，1974年，巴萨迎来75周年庆典，在蒙塞拉修道院举行的一次秘密集会直接孕育了民主联合党的诞生。
蒙塔尔说：“在我的任期内，巴萨开始支持加泰罗尼亚的自治主张，尽管俱乐部内部有反对声音。我将维护稳定视为自己的任务，政治无法从俱乐部中分离出去。”他在组建董事会时，尽可能广泛地涵盖各个政治派别，为了安抚某一派系，他不时重组自己的管理团队。
为了稳定，他尽量不偏不倚，但实际上还是显露出自己的倾向：他公开拥护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按照他的意愿，巴萨恢复了从前的队徽，重新使用最初名称。此外，他是负责重大决策的领导，而打理日常事务的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两人的政治立场跟约迪·普约尔一致，而且胆子很大，蒙塔尔默许了两人的所作所为。
1975年7月21日，巴萨董事会的会议记录在内战后第一次用加泰罗尼亚文字书写。此外，诺坎普球场的广播也逐渐开始使用加泰罗尼亚语，连同让萨马兰奇非常狼狈的国歌事件，这些是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授意的策略的一部分，目的在于大规模、广受众地恢复本土语言和文化——反过来，这成了普约尔政治方案的关键因素，过去是普约尔阵营向巴萨伸出援手，现在轮到巴萨帮他们出力。老罗塞尔说：“在那个非常艰难的时期，蒙塔尔可是位了不起的巴萨主席。我们身为管理人员，做决定时不会向太多人请教。资讯范围不广泛。蒙塔尔过去常说，做你想做的，我会尽量别盯得太紧。”
蒙塔尔向弗朗哥颁发奖章。
两次给佛朗哥颁发奖章
这是蒙塔尔对巴萨内部和加泰罗尼亚内部不同派系的应对，而马德里中央政府能够施加的压力，远比约迪·普约尔大。跟廖德特（他说自己当了8年巴萨主席，从未感受到来自马德里的压力）等前任主席一样，蒙塔尔对佛朗哥政权态度温和，他两次向佛朗哥颁发奖章，第一次是为了感谢国家体育委员会资助巴萨修建场馆，在场的胡安·基奇有双重身份：坚定的佛朗哥派，同时在巴萨管理层任职超过十年。
佛朗哥去世的消息传来时，蒙塔尔的举动跟同事形成对比，当时他正和几位高管一起开会，一位看门人突然走进会场，严肃宣布：“先生们，元首死了。”空气在那一刻凝固了。在场的老罗塞尔回忆说：“是两种反应，一些人说，‘咱们打开卡瓦酒庆祝吧！’还有些人默默地待在那，吓得要命，其中一位董事说自己不舒服，然后就回家了，可怜的家伙，好像这个消息让他的胃开始不消停。”
会议结束后，老罗塞尔和格拉纳多斯留了下来，他们注意到蒙塔尔经常用的那个房间里有座佛朗哥半身像，蒙塔尔一离开，格拉纳多斯就搬来一张椅子，站到上面取下塑像，朝老罗塞尔扔了过去。后者回忆说：“我躲到一边，别让它砸中我的脑袋，塑像掉在地上，摔成一堆碎片。以前我还以为是青铜的，可它是石膏的，所以我说：‘我真欠操，我们还以为它那么结实，总也坏不了，可现在只剩下一堆碎石膏，别的啥都不是’……过了一会又来了帮兴高采烈的球迷，我们把一些挂起来的佛朗哥相片交给了他们。然后我们建议摘下球场里的一块标语，这条标语是为了纪念那些在内战中阵亡的拥护佛朗哥的巴萨会员：‘为了西班牙，为了上帝’，我们把它放进盒子，拿到地下室里，搁在不显眼的地方。对我来说，尽管觉得不应该像毁掉别的东西一样毁掉它，但这种情感不属于巴萨的历史。”
蒙塔尔的举动有所不同，他向马德里发去三封电报。第一封给弗朗哥的私人办公室，称俱乐部“充满悲痛，元首去世是无法弥补的损失”；第二封发给弗朗哥的遗孀及其家人，表达“我们最诚挚的哀悼”；第三封发给了弗朗哥任命的继承人国王胡安·卡洛斯，表达“我们俱乐部个人的忠诚和对未来的希望，国王殿下代表着未来时间里和平与民主的共存。”
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终于要改变了。1977年6月，西班牙举行大选，9月，蒙塔尔宣布将辞去巴萨主席一职，之前已经明确表示自己不会连任，他说：“我的继任者将由全体会员民主选举产生。”12月18日，在第二任任期临近尾声时，他辞去主席一职，副主席卡拉斯科成为临时主席，开始筹备次年5月的主席大选。
蒙塔尔的上台和退出跟大时代的变迁同步，前者是时间上巧合，后者是自己主动迎合。在严酷时代，面对多重压力，他努力维持巴萨的稳定，坚定不失灵活地为巴萨争取利益；在变革时期，他以身作则地表达对民主的向往，不惜放弃自己的权力；他是一位刚柔并济、承前启后的巴萨功勋，以自己的建树和贡献，他足以跟甘伯、努涅斯等人并肩而立。
纪念克鲁伊夫的仪式上，八位巴萨主席荟萃一堂，左四为蒙塔尔。
诡异的是，可能他事与愿违了。他辞职后，巴萨用队史上最民主的方式，选出了队史上最专制的主席努涅斯。随后拉波尔塔成立“蓝象”，努力推翻努涅斯的统治，同样诡异的是，拉波尔塔如果不标榜民主、反对独裁，就无法推翻努涅斯的统治，等他自己上台后，如果不延续和模仿努涅斯式的治理，就无法维护自己的权位——他推迟主席大选的举动公然违反了球会章程。拉波尔塔任期结束后，罗塞尔成功当选巴萨主席，竞选时得到了蒙塔尔的支持。罗塞尔曾是拉波尔塔的亲密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上任后很快开始控告拉波尔塔，但官司还没打完，自己就辞职离开了。
蒙塔尔有时会出现在诺坎普的贵宾席，也会出现在重要场合。去年克鲁伊夫去世后，巴萨在诺坎普举行纪念活动，巴尔托梅乌及所有健在的前任主席一起出席，蒙塔尔和巴尔托梅乌站在中间，反目成仇的拉波尔塔和罗塞尔站在最两边（上图）——这就是巴萨，一群时而团结一心、时而不共戴天的人，他们毕竟爱着同一支球队。在蒙塔尔的葬礼上，巴萨也会暂时抛弃一切分歧，共同缅怀这位功勋主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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